（一）中国文化形成及总体特点

    中国文化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已经背它的地理条件所决定——农业文明！东临大海，南有山川，西北荒漠，试想一下在工业革命以前的交通条件下，中国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且又有大片的平原，没有什么生存威胁是相当安逸的。大家只需安心的种地，过着“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生活，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很自然的“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与世无争只要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就幸运了。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祥和的繁衍生息，乡土气息很浓，这一切注定了中国文化的守旧性——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穷则思变，变则通”又说明了中国文化是汲取积淀的创新，同时又没有外来的强势文化影响使得我们的文化传成保持统一性、完整性。



    任何的文化的发展与延续都需要人为的传承，山间野夫、江上渔者等一般的凡夫俗子是挑不起来这重担的，其必须有文化精英的参与。文化人士受到社会极大德尊重（刑不上大夫），文化精英确实相当优秀。他们的才能、学问、见识使枯燥的文字带有底蕴、充满魅力，成为我们情感的寄托，我们争相传颂，指导和充实着我们的生活。像李白、苏轼、司马迁等文化精英自然的成为我们文化的象征，他们留下的作品成为了我们精神生活的滋补品。他们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也因此，他们可以“万古流”。他们不朽了——也达到了古人所追求的三立“立功，立德，立言”中最高追求——立言。



    任何社会都是分层的，上层社会在社会的各方面影响往往比下层社会及当时的文化人大的多（“禹传子，家天下”，天下不再像《吕览》所说“天下人之天下”，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知为一人之天下，皇亲国戚都是龙子龙孙，特权的拥有者。）。文化的传播与形成往往取决与上层社会的决策密切相关，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大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文化的杀伤力，直接确定了我们文化的方向。文化需要他们的支持，他们也需要文化的外衣，文化妥协性也便产生了。我们的文化自然维护了上层的利益，同时也要兼顾下层，文化维护了社会体系。



    由上可见我们的文化史是一部“地理条件，文化精英，上层社会相结合的历史书”。上层社会需要一个稳定社会体系，使得他们的特权变的理所当然因为他们是天命，下层作奴隶也做的心安理得因为臣子。文化人士因良知想使社会稳定，社会需要上层维护，很自然的介入，他们“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可能也是我们礼仪之帮的原因把）达到一个上层舒心，下层安心的社会体系。礼仪起了举足轻重作用：忠、孝、节、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系形成（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可以说满足了所有的上层自私心里可以保证他们子子孙孙富贵的合法性，下层因农业文明的小农思想也不去过多的追求个人利益，只要可以满足基本生活就可以了。这种理不是简单的社会道德约束，具有强大的势力支持着，这也加剧了我们文化的保守性，任何人的改变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商鞅被车裂，吴起被乱剑刺死，贵为君王赵武灵王也活活饿死，王安石还好只是郁郁不得志；任何人有一点违规也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我们所熟悉的明朝的海瑞（他的女儿仅仅是一个孩子，但因吃了一个男孩的一块糖，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而被绝食饿死）。



    忠，上层最喜欢。必定我是天子我代表国家，我的权威需要别人来保证，只要你是为我的国家好我杀了你，也是你的荣耀；我是天命是不会犯错误的，犯了只是背谗言蒙蔽罢了。因此比干剖心但、屈原《离骚》、岳武穆“精忠报国”、关云长“过关斩将”是我们文化歌颂的主题。同时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孟德，带了几千年的花脸；秦桧也因此跪在西湖边任人唾骂。



    孝，是忠的必要补充，在强大势力维持下具有极大的权利，作为族长可以用家法处罚（往往不是简单的谴责，可能骇人听闻，生命与自由不是那么重要）小小的违规，决定着婚姻（也有了梁山伯祝英台华蝶，焦仲卿和刘兰枝凄美爱情）。长辈的绝对权威同时他们很多方面是从家族角度出发是为了自己的家族，作为子孙就应当听从尊敬长辈——达到孝，他们死后作为子孙要祭祀他们，否则便是大逆不道，想在社会上立足是不可能的。个人在社会上犯错，是家族的耻辱，个人概念很少体现，配合“忠”便有了——“家国”体系。



    “节与义”必定有时会和“忠与孝”冲突，因而不能起到太大作用！



（二）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当我们进入文明时代，西方还在茹毛饮血，但我们的大门被他们的坚船利炮打开，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我们很早就进入铁器时代，但却停滞不前，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我们的独特地理位置使我们不会受到外来威胁，农业文明使我们安守本分特别是上层对文化的干涉，使自然科学文化受到极大的压抑。特别是太平盛世时的指导思想：万事结下品，唯有读书高。从事自然科学的文化人地位很低作的都是不务正业，各方面都得不到保障，要不老实种地在农业上有所突破，要不转向读书。能够做到读书与科学兼顾的可能只有像张衡那样的天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又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但在《汉书》中也仅仅是侧重他文学的创作，试想一下这样的文化土壤能发生工业革命，那真应当说是奇迹！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自然科学文化的黄金岁月，以墨子为首的工匠也受到极大的尊敬，但那只适应于动乱时代。必定上层们争权夺利需要军事武器的工艺优势，他们支持和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不可能长期动乱，一旦进入和平年代，他们则需要保障自己的私利，便从人文“礼”文化出发，科技文化被荒废。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文化不能得到持续的投入，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工业革命也是科技达到一定水平，商业资本大量投入的结果。这方面中国不能领先，自然工业革命是天方夜谈！



      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一定的破除迷信，这一点是上层最害怕的，会打破他们的绝对权威，他们的神秘外衣会被揭开。试想一下子使科举和文曲星摆脱关系，是多么大的社会振荡；天天祭拜的祖先是子虚乌有，又有谁愿意接受呢？自然科学的发展必然要经过一番腥风血雨，在没有势力支持的情况下——只会停滞！



（三）文化演绎史

    中国的文化也在“礼”面前展开了演绎：礼因靠强权维护而导向性，又进而保护上层强权。文化在“礼”方面走了一定的极端，仿佛忘记了人性。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标志西周的结束，也标志着周朝的礼崩乐败，它的势力不再了，“礼”得不到强权保护而走到了尽头，诸侯们都在忙与建立自己的一套“礼”的，自己的每一举一动都是有“礼”支持的（他们间尔虞我诈，根本不存在什么“礼”,但都有合法的外衣，来说自己是王者之师）。诸侯一个个被弑杀或被杀，分封诸侯已经不能在保证有强权去维护“礼”，中央集权师一种必然。文化精英人士们在构建一套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同时上层人士们也都忙于开疆辟土或保社稷无暇干涉文化事业 ——便有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辉煌，诸子百家各表起说，个有千秋。



    进入汉，由于连年的征战民不聊生，道家的休养生息为其积累了实力。到了武帝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然要选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因为儒家“礼”最能保障他们上层的利益（忠），有很容易被下层接受（孝）。这是一种必然，不会受到外来干扰的太平盛世只能选择一套理论——在维护社会稳定前提下，最大保障自己的利益。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太大了，上层需要它，因而被上层过多的干涉也注定了百家争鸣很难再有。



    大唐大宋的文化盛世是两次高峰也源于大度的上层“不以言语罪人”（李白因高力士仅是仕途的不快；苏轼也仅仅是被流放，进而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名篇）使文化精英有机会出现，从而促进文化发展，增加他的魅力。但是还是受到上层的导引作用，没有达到诸子百家自由奔放，唐太宗和唐玄宗均马上得天下他们一直在开疆辟土，忙于征战（杜甫得《兵车行》便写与安史之乱之前）奠定了唐朝前中期文化得尚武风格。宋虽说马上得天下，确急于“杯酒释兵权”文人砸砸嘴，武官跑死马，文化中便没有了任何尚武气息，相反由于连年得作战失利，使文化保持一个压抑得曲调！



    元、清，是外来民族，想建立政权必然要用中原得体系，同时他们发现这种礼可以很好得维护他们私心，忽必烈也清楚蒙古的“礼”不能保证自己的子孙可以和睦相处，多尔滚也明白皇宫生活享受，一切还是中原的好！



    自宋以后的朱程理学，对文学创作方面“八股文”兴起，使文学的自由也受到压抑；日常生活中，强调“贞操”、“三寸金莲”等是非常可怕的。文化人也因层出不穷的“文字狱”而务谈国是，一定程度使文化人成为附庸。“礼”文化差不多走到了尽头，在没有一种更好的文化之前，它还是最好的！



      五四运动又是一次礼崩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