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畏敌如虎：铸入骨髓的恐惧心理和屈膝投降的外交战略

赵匡胤以“皇袍加身”，这种“见不得人”而得天下的方式，和“文武分途”这种以己度人的猜忌心理和策略，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将帅失和，争功诿过，如潘美对杨业，张俊对岳飞；侥幸轻进，报喜不报忧，如童贯之流；国难当头，投敌反戈，如郭药师、吕文焕、张洪范之流。

赵匡胤的这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军事机制，决定了宋统治的重心是对内而非对外。在战略上畏敌如虎，迷信“不战而胜”，花银子买和平；在外交上铸入骨髓的极端恐惧的心理状态导致了必然屈膝投降的外交战略。所以宋朝始终采取绥靖主义，媚颜事仇，以图在奴役和镇压人民反抗中苟延其统治。

一、绥靖主义：在与辽的关系上，开了“岁币”、“岁绢”的恶例。公元1004年，辽军在辽圣宗亲自带领下，对无统一指挥的宋军各个击破，兵临宋都门户澶州(今濮阳)。虽然辽军长途奔袭，且在宋军民英勇抗击之下，连伤大将，衰势已成，但宋真宗还是与辽订立了虽胜犹败的“澶渊之盟”：宋每年给辽银10万两，谓之“岁币”；绢20万匹，谓之“岁绢”；1042年，辽又趁宋、夏关系紧张之机，迫使宋每年增岁币岁绢各10万。不能否认，在宋的岁币岁绢贿赂之下，(当然也有宋将在边界冲突中的委曲求全)，宋、辽虽对峙百年，但并无大冲突。但是，宋辽的“澶渊之盟”却为以后的宋夏、宋金、宋元关系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处于半开化状态的周边少数民族，既慕中原江南之富饶，又欺宋的软弱无能，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大胜则裂土，小胜索岁币。把宋当作一株摇钱树，财欲一生便要摇撼；又把宋看成俎上之肉，食欲一来，便要脔割之。

在宋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中，最富戏剧色彩的要算宋、夏关系了。宋辽关系是“兄弟”，宋夏关系却是“君臣”，原因是夏王李元昊在宋主战派范仲淹的打击之下，无力攻宋，宋便“封”元昊做了“夏国王”，而宋每年“赐”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在国与国关系中，宗主国在政治上是权力之源，在经济上应是得利的一方，藩国应向宗主国贡献方物，缴纳赋税，而在宋夏关系中，这种位置却颠倒过来，其中滋味，怎一个“赐”字了得。

在与金的关系上，宋的邦交地位向深渊滑了关键性的一步，宋的军事措置能力，应急准备能力过于低下，虽有孤忠死士，但由于城池间联络少，敌情紧急，互相坐视不援，金人便各个击破，直抵宋的京城。究其原因，就是宋的弱枝强干政策造成的恶果(单从军事角度上讲)。京城破，徽、钦二宋及宗室大臣一万四千人被金人掳走，北宋灭。可耻的是，在金人志在亡宋之时，宋人还在倾国资寇，集中金银等贵重物品送给金人，幻想金的“良心发现”。可金人还是把北宋灭掉了。代之而建立的南宋与北宋比起来，真是一窝不如一窝。

赵构先是在金人的追击下狼奔猪突，全然不顾他皇父皇兄和中原臣民的死活，泛舟海上，躲避追杀。一个在皇子中最强健勇武的皇子竟被吓的成了阳痿不举。最后在临安(今杭州)建都，南宋开始，高宗还口头上讲“恢复”，“迎驾”(迎徽、钦二帝)，朔望日望北方，减膳，号哭，{根据史料记载赵构为世上最擅演戏的}大有卧薪尝胆之气象，但不幸的是赵构的性格比其祖宗的还软，心胸比其祖宗的还小，气节比其祖宗还低下。偏安江南，居半壁河山心已足矣；怕金人生气，以“莫须有”罪名杀抗战主将岳飞，贬谪张浚；先奉金主为叔，后奉为伯，最后竞向金称“臣”，当然，岁币岁绢是少不了的，割地更是在所难免。宋自建国就一直计划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美梦早已灰飞烟灭。不仅如此，历代封建王朝建国的根本—黄河流域也尽失于金人之手，这时的宋，在实质上已不过一割据政权而已。它是汉族政权第一个对少数民族称臣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无能却又极其华丽、病态的汉族地主政权，它的衰落，标志着封建专制的盛极而衰，同时也反映出被赵宋王朝阉割的汉原生文明的没落，后虽有元明清的更迭，但理教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已是巨大障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谁陷入这种“衣冠文化”，谁就势必走向挫折，谁就势必由“气吞万里”到“穷途末路”。

至于宋与蒙元的关系，在作为缓冲的金被灭之后，就更不足道了。岁币与屈膝求和终也免不了灭顶之实。1276年，元灭南宋，这个历史上最为腐败无能的封建王朝寿终正寝。假使宋能像唐那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敢于将大权交予军镇，使他们敢于统一措置，临敌有为，宋是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的。当然，防内为主的政策必然导致没出息的绥靖主义，唐能统驭四夷，而宋为夷所制，这确是气度不同导致的不同结果。

二、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宋统治者的又一传统，赵宋及后来的王朝皆沉浸在“不战而胜”的美梦中。自“陈桥兵变”始，宋帝王就是机会主义者了。不同的是，宋太祖的运气比较好，欺负了孤儿寡母，登上了大位，成为一个“成功”的机会主义者，但他子孙们的运气就远不如他的好。因机会主义而亡国者，北宋一个，南宋一个。这是否是对“陈桥兵变”的“一报还一报”？

北宋最大的机会主义者除了赵匡胤接下来依次是宋徽宗{和宋高宗}，这个奢侈贪婪的低能君王，在邦交关系问题上，是个少有的糊涂虫。十二世纪初，女真族建立的金崛起于宋的宿敌—辽之内部。这时的辽已基本封建化，其统治者已腐败化，其政治已昏暗不堪。金之崛起，对宋来说是一个福音，它可以在辽的内部削弱辽的实力，给宋一个“恢复”的机会，而北宋的统治者过于信赖力量雄劲的金，又过于相信自己的实力了。本来，宋可以坐山观虎斗，待其两伤，收渔翁之利；也可以趁辽之危急，向辽提出收回燕云十六州的要求。这在辽来说，是不得不吞下的苦果——辽想扑灭金的反抗已是捉襟见肘，还有余力两线作战吗?

遗憾的是，宋统治者没有这样做，也许是宋对辽的仇恨太深了——但感情实在应服从于理智。一一二0年宋金订立夹攻辽的“海上之盟”，双方议定：金出兵攻辽中都(在长城外)，宋出兵攻燕京(今北京)；灭辽之后，燕云诸州归回宋，宋则将原来向辽交纳的银，绢照数给金。这仍是个不平等的盟约，除了收回幽云诸州(尚是个未知数)外，这个盟约仍是可耻的，它的实质不过是：宋将给辽的好处给了金。这对宋治内的人民来说，也是没有多少现实意义的，人民的额外负担并没减轻。

这时的宋面临着大好的机会，疲于应付的辽统治者，分为两股势力，一是西逃的辽天祚帝（在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一带），实力已不足道；二是僭位自立的辽皇族秦晋王耶律淳(后为天祚帝次子秦王耶律定代)在燕京，军事力量强，又守卫国之根本，且有山川之险，可以与金作一对抗，故淳虽僭位，实已为正统。耶律淳死后，为了联宋抗金，掌握实权的耶律淳的妃子萧氏不仅向宋表示愿无偿放弃幽云十六州，奉还予宋；不再求岁币岁绢，且派人奉表向宋称臣。这在宋朝来说，可谓风光之至了。河朔人民，自石晋以来，所翘首企盼的不正是这些吗?宋的祖宗所梦想而又实现不了的不就是这些吗?

遗憾的是，宋朝主昏臣*，在金已显露虎狼之性后，仍一意孤行地联金攻辽。对此，辽使(韩昉)向宋攻辽的主将童贯、蔡攸(蔡京之子)指出：“女真蚕食诸国，若大辽不存，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宋的有识之士也是反对宋联金攻辽的，大臣种师道，赵隆，郑居中，安尧臣，曾极力反对，安尧臣上书徽宗说：“宦寺(童贯之流)专命，倡命北伐，…….臣恐异时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衅，强敌蓄锐伺隙以逞其欲………”。

无论何时，强者为邻都不是一件好事，而宋却利令智昏，驱一疲狼，又引一恶虎，自取灭亡。此时的宋已是腐败不堪，燕云之城，无一能克，最后，还是金将其十数城攻下，抢掠一空，将空空如也的战后废墟留给了宋，也正是看到了宋的腐败无能，金灭辽之后，军不旋踵，直入宋境，意在灭宋。宋虽有良将，但不能为宋朝廷所用；宋有忠臣，但不能得逞其志，苟延年余，金又来攻，北宋亡。

宋因机会主义第二次亡国，是宋联合蒙古灭金之举。这次南宋表现得比北宋更为愚蠢。此时的南宋，已是分崩离析，中原及淮河流域尽丧，陕西亦失。宋的疆域，仅留江南半壁，与三国时的蜀、吴相加差不多了，其政治更加腐败，其君臣更为昏暗。除孝宗之外，南宋的皇帝均为昏君。君昏臣佞，宋的四大*相，南宋有其三。排斥忠直，贪黩不德，民生凋蔽。宋的统治者却不管这些，君臣之间忙的是上尊号，封“功”臣。最可笑的是，这些汉民族的不肖子孙，在君臣互相吹捧之时，竞将汉武唐宗贬得无甚是处，好象尧道舜德尽在这几个“赵氏孤儿”身上一般。什么“雪耻”、什么“恢复”，早已被抛诸脑后，偶尔侈谈，也是声高气促，口头上说说给自己壮壮胆罢了。然而历史似乎又给赵氏子孙开了个大玩笑。历史在北宋之后百余年划了个大的圆圈儿，把机会又一次给了南宋。崛起于金境内的蒙古，像当年金反辽那样，迅速地打败了金，金的势力渐被赶出长城以北，迁都到北宋的都城汴梁。此时宋起居舍人真德秀，请趁机罢其岁币，且攻金自强。此计可谓有志，但宋须有自知之明，以宋的经济实力，养兵尚不能足饷，又如何振力灭金?此时的正确做法莫如助金拒蒙，给自己留一道屏障，然后再行远图。宋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上书丞相说：“蒙古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我之世仇也，今吾之蔽(屏障)也。宜姑与币，使得拒蒙古。”乔氏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今之主要矛盾，已由宋金矛盾转化为宋金对蒙古的矛盾，今之资助金人，是在金落魄之际，是救人自救性质，与“岁币”性质不同。这一次，宋朝廷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政策，给了金以援助。

真德秀也是个有见地的人，他既反对金对宋蚕食，也反对与蒙古为邻(前提是金灭)，因为今日形势，“何异于政、宣（北宋末年）之时！”蒙古“一旦与我为邻，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此时的宋再谈“恢复”简直是梦呓，最实际的做法莫如联金抗蒙，维持现状。

这时的金统治者在金宋关系上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金既想让宋做它的后盾(对蒙古而言)，又想对自己这个弱友任意凌辱，蒙古攻金，金便南攻宋。这在宋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金在今日已是过气的强国，宋不会甘于金的欺辱。况且，根据一一四一年宋金和约，金此举是背盟行为，而宋的抗击是正义的自卫战争，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糟糕在：宋在几次反击战胜利之后，便相应蒙古的倡议，与蒙古南北夹击金。这时的宋忘了，这情形与当年宋金灭辽时何甚相似！作为一个弱国，宁与弱国为邻不与强国为邻，宁与昏暗之国为邻而不可与修明之国为邻。何况宋还有长江阻隔，这对于不善水师与水战的金人和蒙古人来说，是天险中的天险。宋据江南，攻虽不足，守却略微有余。1226年，宋蒙开始夹击金，历一年金灭，宋在名义上是得到了河南之地，但由于连年战争，黄河流域人民锐减，宋能得而不能据守，加上金灭北宋整100年，人民“久未沾化”，在宋王朝逃亡到南方以后，人民余下的那点爱国热情早已转移到金的身上。宋实际得到的，也就是南宋主将孟珙带回的金哀宗那把骨灰而已。而宋失去的，却是阻隔强敌的一堵高墙。南宋的亡国之势，至此已成。

蒙古灭宋前后40年，这并非是宋比金更难对付，而是蒙古志在统一欧亚，客观上对宋采取了迂回包围的策略，先灭吐蕃、大理等政权，再从长江上游开始，顺流而下，摧枯拉朽，于1276年灭宋。

宋的绥靖主义路线在实质上就是投降主义路线，它继承了五代后晋、后汉的苟安心态，对内残暴不仁，对外卑躬屈膝。这种卑劣的心理，发展到极致，便是慈禧太后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卖国主义，和后来的蒋介石政权“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作战无能，贪污腐败有惊人的相似。这是历代统治者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宋的绥靖主义间杂着机会主义，表现为错误估计形势，决策失误。机会主义孕育了绥靖主义，机会主义的每一次失败，又导致更为严重的绥靖主义，此所谓国家之残贼，残贼交互作用，国家积贫积弱，直至破灭。这就是宋王朝的历史宿命。这种外交战略使华夏几近亡国灭种，汉民族进入屡受杀戳受尽欺辱的千年低谷。倭寇就是窥透了中华的底线：宋末、明末、清末皆为南京大屠杀演绎的前奏，才凶狠的扑上来的。

写完本章一点都没有感到轻松，我似乎感觉到赵匡胤一系列亡种灭国的国策并没有随着赵宋王朝的覆灭而消失，满世界“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的滥腔在喧闹着。中华原生文明朔本正源的工作还远远未有穷期，毒害青少年的娘娘腔仍在华夏神州唱响；文盛实衰的现实，还亟待仁人志士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