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盒带中，黎锦光先生参与了配器。张卓娅专门写文章回忆朱逢博怎么介绍她去找黎锦光。文章链接
“1981年，我在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担任音乐创作员，写了不少歌曲，上海唱片社要为我的作品出一张专辑“林涧清泉”，王祖皆担任一部分编配工作。请谁来演唱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朱逢博老师了。当时的朱逢博绝对是中国轻音乐歌坛“一姐”，她唱的”白毛女”，“请茶歌”，“橄榄树”等等，都流传一时。当我们去请朱老师为我们的作品演唱时，她提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说录音时一定要请他来做监制，他就是黎锦光老师


现在，能够请到黎锦光前辈为我们的作品监制，真是太幸运了！我父亲张锐50年代写的歌剧《红霞》，也是来上海请黎锦光担任的录音监制。他比建国后培养的录音师“逼格”高多了，那时没有什么立体声、没有多声道调音台，整个乐队就只靠单声道的话筒，用一块块木板形成隔断来录音，话筒放置的位置偏差10公分都会影响效果，当年多少流行曲经他的制作红遍天下！何况他自己也会演奏、会作曲、会配器，除了他还能上哪去找这样的“通才高手”？
朱逢博老师对我们说：“他现在生活挺困难的，你们去看看他吧。”我们迫不及待，第二天一早就找到了襄阳路上的住址，打算先认个门。一进门我们就愣住了：这个家只有一间房，黎锦光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心脚底下！”原来房屋中间地板上有两个很大的窟窿，用两块木板盖着，他提醒我们绕开破洞免得绊倒。两张木板床，一个小方桌，一把旧藤椅和一张小竹椅，就是他一家四口全部的家当了。他患病的妻子面朝墙躺在床上，不停地发出哼叹声。他把大小两张椅子让给我们坐，他自己则坐到了另一张床沿上，指着小桌上放着的碗碟说：“我每天早上三点半起来写谱，就放一盒糖在面前吃几颗，到八点吃早饭。现在好多了，全家能保证我每天的一顿早餐：一杯豆浆、一根油条、一只鸡蛋，别的什么也不用想了。”
我们心酸的眼泪都要落下了。之前我们已经听说了他这些年的遭遇，但没想到他的境遇这么惨！他的前妻白虹也是一名歌星，与他养育了三个个孩子，建国后这些歌舞团和流行歌曲都被，昔日“明星光环”统统变成“黄色歌曲”，他的婚姻也走到了头。他从此留在上海的中国唱片厂（前身即百代公司），当一个默默无闻的“音响导演”，现在的妻子则是保姆出身。在“文革”中他被单位开除、被抄家无数次，钢琴和唱片没收，住房也没有了。可是如今“文革”结束几年，他仍旧没有被恢复职务，因此没有工资可拿。这真是“乍暖还寒”啊，黎锦光不敢申诉，不会求人，只有“熬着”，好在唱片社的几位编辑，一直想方设法为他找一些整理旧唱片的工作，支付一点劳务费让他养家活口。
听说我们要请他监制朱逢博演唱的唱片，他非常高兴。  其实前几年，港台的流行歌曲已悄悄渗入大陆民间，通过“扒带子”方式，让大陆歌手翻唱邓丽君等港台歌星的录音磁带，销量惊人。但我们知道，只有黎锦光这样的“老法师”，才能不用反复听写就知道各种配器设置与和声的“秘诀”，像吉他，“文革”中就早被视为“流氓乐器”了，而黎锦光一听就能明白它的谱子。
我们和黎老师谈妥了录音工作的大致流程，临行前，我们掏出了两人身上所有的钱，也就300多元（当天完全没有准备），交到黎老师手中，他一下子开心起来，把门一关，拿下了门背后小心挂着的一套西服说：“走，今天我请你们去吃‘红房子’西餐！”说着还拿出一把小梳子将头发梳的整整齐齐，那份瞬间呈现的“老克勒”式潇洒真让我们惊讶！怎么能让他掏钱请客呢？我们好言拒绝了。
要走了，我们再次问他：“还有什么事是我们可以帮忙的吗？”他突然一转身，从背后的床上靠里边掀起了一床棉毯，露出了一堆崭新的高级进口电器，有一台电视机，还有一套德国的名牌立体声音响，带着好几个音箱。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高档的“洋货”，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黎锦光对我们说：“你们能不能帮我把这些高档货卖了，卖个好价钱？这是李香兰刚刚在日本送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