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舆论总管”出于职业习惯，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诬陷”换成了“攻击”：“诬陷”，乃捏造罪状陷害人，自然要比“攻击”严重得多。

　　法官又问：“姚文元，你具体交代讲了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眨着金鱼眼，欲言又止，抬起头来问法官：“我现在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吗？”
　　看着姚文元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听席上差一点爆发出笑声。
　　他，终于罪有应得，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他，四十五岁入狱；1996年他刑满时，六十五岁。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访问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了。在上海东南方一条稍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夏日的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
　　姚文元的三女儿给我开门。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听见敲门声之后，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
　　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她家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她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
　　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已经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亲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关部门提出，她能否继承姚蓬子遗产？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陕西南路的中国人民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前，姚蓬子作为上海师院代课教师，每月有一百元工资。“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蓬子也就无课可教，代课工资没有了，靠这笔存款维持生活。1968年6月，当周修文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见到周修文所持户口册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师院代课教师，即打电话给上海师院“革委会”。师院答复说，姚蓬子确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规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叛徒当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冻结了。
　　姚蓬子急了，让妻子到上海师院交涉。师院总算开了证明，准许姚蓬子每月领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够一家子的生活开销？何况，姚蓬子正生病。这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市里倒好说话，因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于是姚蓬子一家总算有了生活来源。
　　姚蓬子死后，这笔存款便供周修文维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继承的姚蓬子遗产，则是另一笔款子。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在接受“资本主义改造”之后，姚蓬子作为资本家，每年领取定息。但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至1966年9月，他没有领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对家人说过，这笔定息上交国家。
　　姚蓬子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未办理过正式上交手续。根据现行政策，原工商业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属要求领取定息，可予发还。于是，周修文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
　　根据继承法规，除周修文及女儿姚文华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在秦城监狱，姚文元谈了关于姚蓬子遗产的三点意见：
　　一、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父亲上交定息是对的。现在母亲和妹妹对父亲的遗产提出继承要求，请依照继承法给予满足；
　　二、我个人对父亲遗产没有想过继承问题。对于母亲，我长期未尽赡养义务；
　　三、我接受父亲遗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间，我应继承的份额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望的费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
　　上海的司法部门，现在已经按照继承法，把姚蓬子遗产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华继承。这，原本是身处囹圄的姚文元，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如今仍在服刑之中。在监狱里，他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据告知，他在狱中完成了论文《论自然科学与哲学》。
　　姚文元曾“评”过这，“评”过那。如今，如果要评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过于他自己在评论中写过的一句话：
　　“野心会随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 (注：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14页。)
　　姚文元的结局，如同他在1976年2月1日所写的“精辟之言”：
　　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时光如逝水。转眼之间，到了1996年10月6日。这是逮捕“四人帮”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已经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传媒所关注的新闻人物——因为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正好这天刑满。
　　由于我写过《姚文元传》，于是，许多记者便打电话向我询问有关情况。
　　先是在5日傍晚，香港《明报》记者徐景辉打来长途电话，采访了一个多小时。他详细询问了姚文元的经历。我逐一作了答复。
　　《明报》在6日报道了我的谈话。
　　接着，6日傍晚，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中津先生从北京打来电话，也是采访关于姚文元问题，问了一些类似的问题。
　　7日下午三时许，接到法国新闻社驻上海记者刘秀英小姐的电话，很急，要求马上赶到我家采访姚文元情况。
　　她留着长长的披发，小个子，讲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话。我的谈话，她用英文作记录。我拿出《姚文元传》给她看，她说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10月8日早上，她又来，作一次补充采访。
　　记者们的采访，主要是询问姚文元的生平、经历，也问及他的近况。我只能尽我所知，作了答复。
　　问：“姚文元在10月6日会获释吗？”
　　答：“理所当然。”
　　又问：“会回上海吗？”
　　答：“有可能。”
　　还问：“他会完全自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