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理达：这时朱学范从纽约到我们这儿，我们住在伯克莱。他要回香港去，父亲就给他一封信，写给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的，说咱们都是国民党老党员，现在蒋介石这么搞，我们得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父亲坐那儿，我递的这封信，所以说我是民革建立的见证人。朱学范回去了，到了香港，宋庆龄在上海，他又到了上海。宋庆龄、何香凝都认为应该马上成立。李济深说是应该等等啊，宋庆龄说不能等，何香凝也说不能等。所以就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是1948年1月。李济深是主席，父亲是政治委员会主席兼驻美分会的会长。

　　自从针对“五二○惨案”公开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后，冯玉祥处境愈加困难，他经常发现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出现在自己周围，甚至还接到恐吓信，信中严厉警告冯玉祥停止攻击蒋介石，否则性命将会有危险。1947年9月，在纽约的党人和民主人士希望冯玉祥到东部去组织成立和平民主联盟，开展反对美国援蒋的活动，冯玉祥接受了这个提议，一路上冯理达和爱人罗元铮轮流开车，经过9天半的行程把父母送到了纽约。

　　冯理达：当时特务张雪山一直跟着我们，从伯克莱跟到纽约。结果这个人是1950年从北京饭店被揪出来枪毙的。

　　冯玉祥到达纽约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国庆演讲，公开表明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反对美国扶植蒋介石打内战的政治态度。接着，冯玉祥又在美国报刊上发表《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一文，指出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除了公开演讲外，冯玉祥还让冯理达夫妇开车到华盛顿国会山，力求通过美国会议员影响美国政府的援蒋政策。

　　冯理达：我们一起开车到了华盛顿，父亲还和华盛顿国会的议员谈了好多。我知道有人到我们纽约的家，也是国会的，估计他后头有人让他来。他说蒋介石我们现在不相信了，希望你冯玉祥能够回去掌握，你要枪炮、武器、金钱，我们都可以支持。父亲说，你知道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天听自我民听天？你看看现在老百姓，不是只是我们两个的问题。那人一听气坏了，走了。

　　冯玉祥在美国的活动终于激怒了蒋介石，1947年年底，蒋介石命令冯玉祥回国，冯玉祥不从。1948年1月7日，蒋介石以“行为不检，言论荒谬，违反党纪，不听党的约束”为罪名开除了冯玉祥的国民党党籍，同时又非正式电请美国，希望能把冯玉祥驱逐出境。

　　1948年年初，冯玉祥感觉到他随时可能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所以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做了回忆和思考，写出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这本书由冯玉祥口述，夫人李德全笔录，描述了20年来他对蒋介石的亲身见闻，书中他把蒋介石称作是“小袁世凯”、“希特勒第二”。

　　冯玉祥拒绝回国，蒋介石便撤销了他的水利特使职务，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冯玉祥一家经济状况日渐拮据，政治上的处境也日益险恶。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向冯玉祥发出不能继续居留美国的信号。

　　冯理达：移民局说你们快到期了。所以我们赶快就到纽约。后来，潘友新说你们还是坐我们的船吧。

　　潘友新是苏联驻美大使，在抗战时期曾担任苏联驻华大使，与冯玉祥夫妇可以说是老相识。在冯玉祥面临被美国政府吊销护照危机的时候，潘友新向他们伸出了援手，不过，当时苏美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苏联与美国之间并无客轮往来。在潘友新的积极活动下，一艘苏联客轮被准许开往美国。

　　冯理达：苏联从来没有船去过，后来就派了一个船，叫“波比达”——“胜利”号。当然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把苏共大使馆的那些孩子们也接回去。还有4个苏联的中央委员。告诉我们说7月31日。我们就赶快找船去。

　　记 者：你们全家当时跟船走是悄悄的？

　　冯理达：悄悄的，很突然地。

　　记 者：知道的人多吗？

　　冯理达：不多，因为当时保密，也没人送。

　　记 者：当时你们知道这个船要去哪儿？

　　冯理达：知道，去苏联。

　　记 者：然后怎么样？准备回国吗？

　　冯理达：是准备回国。因为当时要成立新政协，毛主席欢迎我们去。

　　1948年7月31日，冯玉祥和家人一起在纽约登上了“胜利”号客轮，开始归国之旅。“胜利”号客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从德国手中缴获来的，船上宽敞舒适，豪华富丽，各种设备齐全，客舱分为四层，头等舱在顶层。冯玉祥一行人住了4套包间，同一层还有4位苏共的中央委员。

　　在船上冯玉祥写了他一生当中的最后一封信，信是写给李济深先生的。信中说船上的生活真是整齐、安静、快乐、和气，没有一个人不在那里读书。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主义把人性全都改变了，彼此相亲相爱。从这封信当中可以看出，冯玉祥一路上心情舒畅，对新中国的前途也充满了信心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