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组织上给十七级以上干部每月供应两斤黄豆；给十三级以上干部还加两斤猪肉，帮助干部渡过困难时期。县城的干部，有不少人家在农村，可以从自留地找补些粮食。自由市场上，也可买些蔬菜、鸡蛋。北京的自由市场只开放三天，又关闭了，我没有去。报社一位同志，花了二十五元买了一只来亨母鸡，想养了它吃鸡蛋，竟在过道里搭了一个鸡笼，惹得大家抱怨，只好将它杀掉吃了。有存款的同志都把存款取出来买高价点心和糖果，或上高级餐厅。听说潘非同志把三千元存款都吃光了。　　当然，有存款可吃，有黄豆、猪肉补助，干部的日子总还过得去。农民可就苦了。1960年我到贵州，分社同志告诉我，贵州农民非正常死亡的有几十万人。安徽、河南死于饥饿的农民更多。我家用过一位安徽保姆，她是霍丘县人。她眼泪汪汪地告诉我，她的母亲、姐姐和两个孩子都在那个困难时期死去；村中的人死去一多半。她开点荒地，想种点红薯，被村干部把地给平了。宁可活活把人饿死，也不允许你有一点“小自由”！
　　这个可怕的年月，幸而结束了。现在，看到商店里琳琅满目的食品，看到农民卖粮难的消息，想起六十年代初那些困难的日子，仿佛发生在很遥远很遥远的过去。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
　　我相信，这样的历史不会再重复了！

摘自：《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