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军委办事组已经成为一个对抗中央、“另一个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断然指出，他要亲自指挥亲自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

　　毛泽东还严厉地认为林彪是背后最重要的推手，直接点名批评了林彪及其妻叶群、子林立果。

　　关于林彪，毛泽东认为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突然讲话“事先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事先连招呼都没有打”。“庐山这次的斗争，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外”。

　　显然，毛泽东认为，作为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事件，庐山风波的主要谋划者就是林彪。

　　对于叶群，毛泽东的不满与愤怒溢于言表，认为黄永胜等4员大将不检讨是叶群在背后撑腰、作祟，严厉指责叶群“干预林彪”，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成那么大的权力，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事，自己写，免得误事。

　　对于林立果，毛泽东也或明或暗的予以批评，说，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10天后，毛泽东在杭州与浙江省委书记南萍等谈话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对接班人的另外考虑。毛泽东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通知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毛泽东这时候的接班人选择举措是别有深意的。

　　上上下下“吹风”

　　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意味深长，政治气息极浓，无疑是在庐山风波的震荡中再引爆了一颗炸弹，所有与会者可以说都猝不及防。9月30日，毛泽东接见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6位负责人结尾时，丁盛感到事关重大，就当面问毛泽东：“主席，您讲了这么多话，这么多重大的事，我们回去要不要传达呢？”毛泽东说：“你们回去可以吹吹风。”

　　按照毛泽东这个指示，华国锋、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等整理了毛泽东的长沙谈话后，兵分四路，华国锋到中央向周恩来秘密汇报，卜占亚负责湖南省“吹风”、丁盛负责广东省及广州军区“吹风”、韦国清负责广西壮族自治区“吹风”。本来毛泽东一行及沿途谈话是极其保密的，但是向下“吹风”，尽管要求严格控制一两个、三四个人的小范围内，肯定会扩散，这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很有些耐人寻味。

　　9月5日、6日，卜占亚分别向湖南省委、省军区党委部分常委“吹风”； 8日，卜占亚再给参加省委读书班的地市主要负责人和在长沙地区的县团级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作“吹风”报告；当日，湖南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的通知，《湖南日报》按湖南省委指示，刊登列宁为《国际歌》词作者去世25周年写的文章及这两首歌曲，引起其他省市的高度关注。卜占亚回忆说：“两首革命歌曲和纪念文章登出后，全国震动很大，许多报社打电话来问《湖南日报》社，是什么原因，现在刊登这两篇革命歌曲有什么背景。因为主席不让在大范围传达，我们没有跟《湖南日报》社讲清道理，只通知他们刊登，所以他们就回答各地报社，我们也不知道，是省委让登的。”

　　卜占亚还说，“从后来的情况看，主席南巡在湖南对我们的谈话内容是最全面、最重要的，它的传达和贯彻，对揭穿林彪反革命阴谋，挽救干部，对彻底粉粹林彪反革命集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汪东兴也说，“毛主席在南巡中，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谈话，主要在湖南。”

　　9月5日，丁盛、刘兴元给广州军区军以上干部学习班进行传达。传达前，丁盛宣布纪律，第一，不准做记录；第二，不准向外泄露，还专门指定军区政治部一个副主任进行现场监督检查。但是，会议信息还是外泄，并传到了林彪、叶群那儿。

　　实际上，林彪还从刘丰处知道了毛泽东“武汉谈话”的内容。吴法宪回忆说，“正好是9月上旬，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迅疾地把消息告诉了叶群。

　　于是，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不期而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