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乐” 炮火中走来的官兵踏不到军乐节拍

阅兵离不开军乐。没有军乐的阅兵，充其量算“会操”。何况是开国大典阅兵！

为受阅方队“配乐”的任务，落到了时任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开国阅兵军乐团总指挥罗浪的身上。罗浪想，不就是给行军的队伍配乐么，这有何难？步兵方队配“步兵曲目”，战车方队配“战车曲目”，骑兵方队配“骑兵曲目”，对号入座就行了嘛。可谙熟军乐的罗浪没有想到，“配乐”远非如此简单。

刚下战场就上操扬的受阅部队，说不上有多少音乐细胞，绝大部分战士听不懂音乐的轻重节奏，甚至连多、锐、咪……也唱不准确。练了好些天，能够踩上每分钟120步的节拍就不错了。有时乐手速度掌握不好，或加快或减慢，战士却还是按120步的频率“我行我素”，整个方队就“热闹”了。

懂音乐的战士发现左脚滑落在第一拍上，就会自然的向上虚踢一脚，而听不懂音乐的战士却继续大踏步向前，如此下去，方队就越走越不齐了。

阅兵指挥所的参谋们整天拿着尺子、绳子，在训练场上跑前跑后地测量，让徒步方队官兵一步一动地分解动作，一周之后，总算勉强纠正了“赶步子”的毛病。虽说在训练场上过了关，却没想到在天安门的第一次预演中走了“麦城”。

受阅官兵的步子总是踏不到鼓点上，调整几次都不行，大家都很着急。罗浪感到这似乎不仅仅是步幅快的问题。问题是不是出在鼓上呢？

鼓是节奏的中心。为了突出鼓音的“统领”的作用，罗浪把大鼓、小鼓都放在方队第一排。这样，不仅排面整齐多了，而且鼓音也突出，便于徒步方队的官兵踏着鼓点前进。这种队形，后来被一直保留下来。

没想到在天安门第二次预演时还是出了问题。方队走得不整齐，鼓点听起来也乱七八糟的。罗浪发现问题还是出在鼓上。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呈“T”字形，远没有现在宽阔，它尤如一个封闭的大庭院，四周的红墙光溜溜的，不能吸音。乐手击打发出的鼓音，被红墙“原封不动”的弹了回来，显得鼓点纷繁，受阅官兵双脚无所适从。

为了减少鼓点，罗浪规定只敲一下，将“咚”的声音落在左脚上。尽管击鼓的人开始很不适应，但还是认真地按照他的话做了。没料想，如此一来，徒步方队走得整齐多了。靠近天安门城楼时，回声也少了许多，走得也就更加整齐了。摄影师为后人留下了一张受阅徒步方队通过天安门的照片，手臂摆动得不是十分整齐，但脚步却绝对一致。

飞行员立“生死状” “参加检阅，宁愿献出生命”

开国大阅兵时，有一个混合飞行梯队17架飞机参加受阅。《阅兵典礼方案》程序（四）明确规定:“午后4时，在步兵分列前进时，飞机出现于阅兵台前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地面分列式。”

受阅飞行总领队由华北军区航空处飞行队队长徐兆文担任。徐兆文所承担的压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飞机。受阅飞机大都是刚刚从各地战场上缴获的，有战斗机，有轰炸机，还有运输机、教练机，机种复杂，性能各异。有的飞机甚至是从收集到的零配价组装起来的。

人员。飞行员来自四面八方，彼此陌生，缺乏配合。17名受阅飞行员，有12人是国民党空军起义、投城过来的，也有红军时期中央派往新疆学习飞行的老同志，还有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优秀飞行员。

时间。飞行梯队从组建到接受检阅，满打满算一个月时间，没有技术资料，没有空域进行模拟练习。

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受阅飞行训练开始前，每名飞行员都向组织上立下了“生死状”:“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到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9月20日，徐兆文在河北霸县上空进行飞行训练时受伤，邢海帆代理队长，同时担任受阅飞行总领队兼第1分队队长，战斗机飞行员赵大海接替邢海帆出任第2分队队长。

在预演飞行时，中南海怀仁堂里正在召开新政协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忽然，室外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政协委员们以为国民党空军的飞机轰炸北平城来了。周恩来高声告诉大家:“请不要误会，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担负着北平的防空任务，是保护我们的，他们正在进行飞行演习。”

又一天凌晨，飞行员正忙着做训练和战备值班的准备。忽然，值班参谋跑来叫邢海帆接电话。

“邢海帆吗？我是聂荣臻。”

聂荣臻在电话中继续说:“刚才下面向我报告说，他们听见远处有轰隆隆的声音，好像是飞机的声音，恐怕是敌机偷袭，有没有这回事？”

邢海帆当即回答，没有接到敌机空袭的情报，也没有听到飞机的声音。我们飞行中队已做好战斗准备，可以随时升空作战。过了一会儿，聂荣臻办公室又来电话说，经查，弄错了。原来是下面的同志听见老百姓早起推磨的声音，误以为是敌机来了。

“带弹飞行” 为了在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飞机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15时开始，受阅飞机16时升空。

定在下午举行庆典的主要原因，是考虑了国民党空军袭扰的因素。当时，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949年5月4日，盘踞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派B-24轰炸机空袭过南苑机场，后来青岛解放了，但国民党空军在舟山群岛及台湾都有远程奔袭的飞机，随时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但天色晚了飞机就无法回航了。

华北军区航空处航行科长李裕是担任受阅飞行的地面对空指挥员。他协助处长油江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画定好几条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国民党飞机从哪条航线进犯，解放军飞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上拦截等，都有明确、周密的部署。

例如，倘若国民党飞机从济南方向来犯，按当时飞机的时速到北平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决定在半小时的航程内起飞拦截，并将其击落。如果飞机到了北平边缘地带还没被击落，则攻击的飞机暂时退出，由地面高炮部队担负起射击任务。

尽管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预案，但还是决定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以便为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飞机争取更多的时间。那“部分受阅的飞机带弹飞行”到底是多少架飞机呢？

在参加开国大典的17架受阅飞机中，有4架飞机带着实弹。这4架带着实弹的受阅飞机，分别是——2架美国P—51“野马”战斗机，第2分队左僚机飞行员阎磊、第2分队队长（长机）赵大海。2架英国“蚊”式战斗轰炸机，第4分队队长（长机）邓仲卿、僚机飞行员王玉珂。值得一提的是，这4名飞行员都是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还需要说明的是，这4架受阅飞行的飞机是“带弹”而非“载弹”或“挂弹”。

“带弹”讲的是飞机上的机枪带着子弹，“载弹”或“挂弹”指的是在飞机载或挂上炸弹。子弹与炸弹完是两码事。以P—51“野马”战斗机为例，这种飞机在机翼两侧各配置了3挺12.7毫米机关枪，因此给这2架飞机各配备了1800发机枪子弹（每挺机枪300发），并未挂炸弹（每架飞机可挂炸弹907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