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5-04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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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北大教授解读：“五四”有多重要？

因此，我们对“五四”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作用，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如果我们把新文化运动看做是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那么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它原本就是一个早产儿，其夭折实属必然。 

    第二，以1915-1920年前后中国内外事变频发，每每涉及到国家民族命运，尤其是1918年后国际上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激荡，大有取资本主义而代之之势，以国人性格，趋新逐浪，四面撒网，亦属必然。

    第三，因为思想启蒙的条件不足，以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手段及形式极为欠缺，因此“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实际冲击力必定十分有限。且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当时仍在农村，而中国城乡发展极不平衡，新文化运动期间少数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充其量也只能在城市知识青年中发生一些作用，对城市一般民众的作用如何都值得怀疑，更不论其对农村的影响了。

    第四，如果说“五四”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过什么重大之影响，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它为中国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第一，诚如毛泽东所言，的产生根本上是因为“俄国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五四”。历史文献证明，当年除陈独秀等人，还有好几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打出过“”的旗号，并与莫斯科发生过关系，故即使没有“五四”，没有陈独秀，俄国人也一定会像他们这时在朝鲜和日本所做的那样，去推动张独秀或李独秀创建出一个出来。或者换言之，只要有了俄国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在中国的诞生只是迟早的事。因此，“五四”与的产生，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二，即使有了，在“五四”之后到1949年以前的20多年间，中国政治及其中国社会，整体上也并没有激进化起来。换言之，“五四”与中国传统的破坏和所谓“激进主义”的流行，二者间也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五四”破坏了什么？

    既然人人都把“五四”视同“革命”和“破坏”，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五四”到底想破坏什么，又破坏了些什么呢？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看当年陈独秀等人的说法。 

    陈独秀在回答时人对他们破坏意图的质疑时曾经讲过：《新青年》同仁所要破坏的对象有孔教、礼法、国粹、贞节、旧伦理、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和旧政治。其原因是：我们“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既然向旧传统进行了挑战，它也就自然会有所谓破坏。问题是，陈独秀等人当年攻击了很多旧的东西，实际上到底哪些东西被这次运动破坏了呢？或者说，哪些只是被这次运动局部破坏了，哪些是过去就已经破坏或已在破坏中的，这次运动又顺势加以破坏了呢？特别是，哪些是运动发动者想要破坏，事实上并没有破坏成的呢？对此，恐怕要做一点具体分析才行，而过去的讨论太过笼而统之，一概而论了。

    我们先来看孔教。孔教作为旧政权的偶像，在实际生活中被破坏了吗？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读一下鲁迅的日记。鲁迅自1913年起就作为教育部官员一直参与当局祭孔大典，直到“五四”之后的1924年。他的体会是，当今的权贵者其实只是拿尊孔做争名夺利的“敲门砖”罢了，而中国的一般民众，虽称孔子为圣人，心里却不真觉得他是圣人。其实陈独秀对此也讲得很清楚：“‘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只以袁皇帝干涉宪法之恶果，天坛草案遂于第十九条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贼，致遗今日无谓之纷争。”由此可知，其实陈独秀等人这时之反对孔教，并非是因其仍有怎样的偶像作用，而是因担心袁政府的倒行逆施会导致孔教的作用死灰复燃。 

    再看旧伦理、旧礼法。这些恰恰是孔教的关键所在，亦即中国伦理政治之本。实际上，自以来，旧伦理、旧礼法一直到清末新政革新以来各种新制度和新政策，包括受到来自西方文化影响和思想观念的冲击。如三从四德、贞洁、孝道等等观念，以及一些传统礼法，在城市居民中已开始部分地被动摇或改变了。吴虞辛亥之后与父亲打官司争家产，就反映出了这种情况。故新文化运动说起来不过是进一步将这种冲击公开化，并上升到观念意识的层面上来了。但是，无论是发自民间，还是发自新文化运动，旧伦理及其旧礼法作为中国多数民众的观念和礼俗习惯，并不曾因此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再看旧政治。坦率地说，新文化运动，也包括1919年以后倡言社会改造的“五四”运动，都从未真正对中国政治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中国政治运行及其问题依然如故，就连传统儒教的核心内容，即所谓“三纲五常”，也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被统治阶级扬弃改造后，就重当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

    再看旧宗教。首先，汉人原本即无宗教观，反对旧宗教对多数汉人并无多少利益妨碍。但另一方面，释道基督，信者自信，新文化运动也无法改变这些信众的信仰选择，自然也无法动摇释道基督各教在近代中国已有的地位和影响。

    再来看旧文学和旧艺术。简言之，1.《新青年》自1918年起改为白话文，并大力推动白话文运动，的确造成了文言文统治局面的改变。但是，第一，白话文的日渐流行却并非自新文化运动开始，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白话报纸和小册子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日渐流行了。白话文在文化层面取代文言文，是迟早的事情。2.新文化运动成功地推动了新诗的创作，但旧体诗词的地位也并未因新诗的流行而发生根本动摇。3.“五四”期间，西洋话剧开始在知识青年中流行开来，但民众的偏爱却仍在传统的艺术形式上。4.由于众多留洋学生回国带回西洋画法，使传统画法受到冲击，但传统画仍有广泛的市场和需求，故其并不因西洋画的出现而寿终正寝。

    最后我们再来看所谓“国粹”。像中医之类的纯粹中国的玩艺儿的确在“五四”期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而一度遭到留学生们的贬斥，但是“五四”真的破坏了这些“国粹”吗？非也。新文动相信中国什么都不如人，不科学，但运动后不久运动的许多参加者就已经开始反省，并开始着手从中国人文传统中找好的东西来继承了。

    1920年代初“整理国故”的兴起，就是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事实上，情况还不仅如此。由于“五四”诱发了“救国”热，也因此刺激了国粹主义的抬头。故“五四”后不久，随着“国学”的复兴，“国医”、“国术”、“国画”、“国乐”、“国剧”等原本民间的种种玩艺儿，反而先后在国人的共同作用下，并经由政府批准，先后兴旺发达起来。换言之，新文化运动尚未真正发生影响并作用于社会，1920年以后就已经被腰斩了。

    如“国医”。五四运动之后，中医界就接连发起反对“废止中医”的斗争。 

    1930年国民政府筹建“中央国医馆”，并于次正式成立，“全国许多省份随后也都成立了分馆。 

    如“国乐”。五四后刘天华于1921年首创“国乐研究会”，揭出“国乐”大旗。1927年得蔡元培、赵元任等人支持在北大创立“国乐改进社”，使中国本土音乐得以继承与创新。 

    如“国剧”。五四后闻一多等即力倡国剧，主张由中国人演自己的故事给国人看。后经梅兰芳、齐如山等成立国剧学会，创办《国剧画刊》等迅速形成气候。 

    如“国术”。五四后各界开始提倡国术，并于1927年由张之江、蔡元培、李烈钧等正式提出“国术”一词，报国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并在全国各省、县成立了地方性国术馆，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国术馆体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别的体育管理机构。 

    如国画。经过徐悲鸿等人的努力，中国画的技法不仅得以改良，而且得以进入高等教育的殿堂，与西画分庭抗礼。新兴的“国画”与传统的院体画、文人画和工匠画有血脉相通的渊源关系，同时又具有创新元素，加上国画本身根底厚，名家多，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技法传承，大量古典著述和作品也借助新的印刷手段而广泛传播。

    由上不难看出，“五四”破坏最多的，不过是所谓旧文学。但白话文的兴起，包括孔教地位的动摇，则不能都归因于“五四”。至于旧伦理和旧礼法，虽受到挑战，但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受到了冲击。而旧政治、旧宗教、国粹等，则基本上不曾被改变，既有挑战也败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