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关于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情况，社会上便众议论纷纷，论者多谓其有，而且估计其数量较为庞大，但却没有真凭实据。　　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工机关就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写了一份秘密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

1942年，宋氏兄弟及其夫人在美国华盛顿共度圣诞节时留影

左起：宋子安与夫人吴其英、宋子良夫人席曼英、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宋子良

　　蒋介石　　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
　　宋美龄　　3094万元（377万美元）
　　宋子文　　5230万元（637万美元）
　　孔祥熙　　5214万元（635万美元）
　　宋霭龄　　1200万元（146万美元）
　　陈立夫　　2400万元（292万美元）
　　宋子良　　550万元（67万美元）
　　张静江　　3750万元（457万美元）
　　孙　科　　2832万元（345万美元）
　　张　群　　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　　2600万元（317万美元）
　　阎锡山　　2800万元（341万美元）
　　何　键　　2000万元（244万美元）
　　陈济棠　　6550万元（798万美元）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启丰、荷兰银行等。

　　列入上项名单的人员，有些是位居国民党政府最上层的统治人物，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有些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政官员，如何应钦、张群、孙科等；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何键、陈济棠等；有些是以裙带关系而享有特权之上层人物，如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等。

　　如果该报告的调查数字真实可靠，我们则可得出如下分析：

　　第一，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确有大量私人财产，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有相当数量。以调查当年的1939年为例，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605900万元（不包括沦陷区），政府预算收入为74000万元，外汇储备为25000万美元。上述18人的存款总额为56785万元（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外汇储备的28%。用“富可敌国”形容恐不为过。

　　第二，过去一般认为，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财产，而蒋与陈氏兄弟的私人财产则未必很多。但据该调查，不仅陈立夫有不少存款，蒋介石的存款数更是位居榜首。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9733万元（118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4.7%，高居于上述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存款额之首。
　　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23777万元（289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他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在财产上也空前绝后，“四大家族”之说，实非捕风捉影。
　　根据1933年9月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元，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数，也相当于一个特任级官员573年的薪金。如此巨额的存款，只能是从非薪金收入渠道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