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形势促成了对美外交的主动

　　1969年有关中苏战争的这场“虚惊”，牵扯面之广，影响面之大，实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但是，这场虚惊倒也带来了两点好处，一是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一是一向敌对的中美两国因此有了接触的可能，并由于这种接触很快走向了建交的过程。
　　九大前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已经开始进入“斗、批、改”阶段，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已经成立，但因派性而造成的武斗之风仍未停息，并还有进一步扩大蔓延的可能。据此，中央7月23日专门发出布告，要求武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拆除一切战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实行归口在联合。[58]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8月13日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内乱问题成为战备的严重障碍。因此，中央8月28日命令不得不以更严厉的措辞和更坚决的态度重申7月布告的内容，严令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59]

　　这一命令迅速发生效力，各地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当时诸如武斗、派性、、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和战备的因素，都受到了相当的打击，社会秩序有所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毛泽东希望全国因此动员起来的设想。
　　关于对美接触问题看来也是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取得的一个意外的收获。严格地说，毛泽东的对美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世界革命理念与国家利益的双重基础上的。

　　随着60年代中苏两党日趋对立，毛对美战略中更多地掺入了革命的色彩。文革的进行，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了他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一直到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过的政治报告仍旧一方面说明美帝苏修如何“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一方面突出强调它们共同反华的本质，强调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

　　尽管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报告却按照毛泽东的主张，继续强调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但是，毛泽东并非对这种四面出击式的战法毫无顾虑和担心。还在九大期间，当毛还不特别担心苏联大举入侵之际，他就已经在谈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这样的话题，显示出对那些长期依靠中国的世界各国革命党和革命组织不死不活，对中国毫无帮助的不满，继而主张以后要减少对这些党和组织的援助。[60]这表明，毛泽东推动世界革命的热情已经在明显降温。
　　随着苏联入侵的危险日渐加剧，毛泽东不能不重新对美、苏的作用进行评估。过去，他始终相信美国是中国以及一切革命人民的最大威胁，苏联不过是起着“帮凶”的作用。现在，这样的认识在现实当中多少有些行不通了。

　　当6月初，瑞典大使问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个对世界和平和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最大时，周的回答已经变得含糊其辞了。他说：“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显然，中央的估计正在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