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越来越多的资料说明1969年3月间发生的战斗中国是主动者之后，似乎更加增强了涉足这个问题研究的学者对毛泽东运筹帷幄的崇敬心理。但是，在谈论这场战斗的外交目的同时，许多关键性的环节却被研究者们忽略了，包括1969年秋冬发生的那一段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慌。　　1969年秋冬战争形势和战争估计之严重，确实超出后人的想象。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工作台历，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却令人惊异地出现了空白。只有了解上面这段历史的人才能理解，这其实是当时战争危机的产物。是战争的危机迫使周恩来撤离他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1970年2月基本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正常工作。但即使在进入到1970年之后，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入侵的危险仍旧严重存在。
　　有关珍宝岛事件与中国缓和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无论在中苏关系史上，还是在中美关系史当中，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今，大概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同意说，珍宝岛事件对中国改变对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问题是，珍宝岛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它本身是否被赋予了外交意图？事件对中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美关系随后的缓和，是毛泽东运用外交战略即“英明决策”的结果呢，还是审时度势而进行的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选择？[1]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越来越多的资料说明1969年3月间发生的战斗中国是主动者之后，似乎更加增强了涉足这个问题研究的学者对毛泽东运筹帷幄的崇敬心理。[2]但是，在谈论这场战斗的外交目的同时，许多关键性的环节却被研究者们忽略了，包括1969年秋冬发生的那一段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慌。
　　事实上，1969年确实是关系到中苏两国乃至世界和平的命运攸关的年头。中苏之战几乎转瞬即发。如果我们不能梳理清楚珍宝岛事件所导致的这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后果，只是先入为主地为毛泽东的预见性寻找根据，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毛泽东发出警告：要准备打仗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9年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已经闹了差不多整整三年时间。中国在“有理”的鼓噪声中很快闹成了一个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

　　到了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就连多次表示“不怕乱”的毛泽东也开始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该结束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他自问自答地说: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我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3]。宣布开始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看成是毛泽东打算1969年基本结束文革的一个信号。

　　但是，天下大乱，要想达到天下大治，就没那么容易了。想不到的是，内乱未平，外患又起，中苏边界这时又开始发生严重冲突事件。一时间，气氛紧张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