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瓦兰为这次撤兵感到惋惜，他认为为时过早。这其中可能有个人的考虑也可能有利益关系……他承认这是因为部队供应短缺造成的。
　　他感到遗憾的是，如果有深谋远虑，本来可以很容易从砖瓦厂的那个村庄弄些粮食和食品，因为那里有仓库。那样的话，就可以在圆明园附近多呆上几天，“就可能从里面多发现些东西。说中国皇帝和他的朝廷经常的驻地仅有我们的士兵在皇后的寢宫搜罗到的那些金条，那有点儿不可想象”。所以，保罗·瓦兰为自己没有时间好好地寻宝感到惋惜。
　　他尤为懊恼的是如果推迟撤军，法军就可以把那一大批不得不放弃的珍贵的青铜器和其它艺术品装在军车上运走，结果却让英军和一些中国盗匪占了便宜……
　　掠夺的赃物到底有多少，阿尔芒·吕西提供了一个概念。他发现“军队特别有眼力”：

　　“我们没有带车子来，但是三百多辆车装的全是战利品”。所有的士兵除了规定的背包，还都背有沉重的包袱。有些士兵甚至强迫可怜的农民来为他们背东西，“然后用手牵着这些‘运输工具’身后的附属物（中国人后脑勺上的长辫子！）。

　　这些士兵还得意忘形地嘲笑那些把什么都背在自己身上的战友”。

　　伴随着上述画面的还有这样的文字说明：“沙文搬家公司及其合伙人”。不敢恭维的幽默！
　　巴赞库也有这样的叙述，很多中国人“为穷困所迫或受金钱诱惑，完全象牲畜一样扛着那些沉重的行李包跟我们走”。
　　随军新教神甫朱雅出于天主教道义情感，哀叹道：“那些可怜的中国人为了一块剩面包或者一块饼干，就让士兵把自己的发辫系在他们的衣扣上”。他不愿意看到那些中国人“背负着士兵的一部分装备”，跟在他们身边艰难行走的样子。他由此而看到，由于中国统治者沉湎于各种欲望而腐败，使穷苦的中国老百姓地位卑下，受尽奴役……

　　他不失时机地以廉耻之父的口吻教训道：

　　我们在圆明园找到了“大量的东西”，这些发现只能“证实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民族的统治者已经堕落成令人恶心的耽于声色之徒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