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红色高棉统治下柬埔寨华人的悲惨遭遇

“清理阶级队伍”,肃反扩大化
民主柬埔寨成立之初,城市中的华人群体尽管遭受了迫迁的厄运,但尚未像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自由高棉”及朗诺部队残余分子那样直接遭到成批的。然而不久,由于红色高棉实行的极“左”政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加以内部派性斗争不断,波尔布特集团遂屡屡发动政治运动,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在一再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和肃反运动的大拘捕、大中,华人亦每每受到株连。

1977年6月,柬共下达文件指出,国内外公开的敌人已被消灭,但目前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特别注意两种人:散布反对党和社会主义言论的人,他们是反革命的后备军;懒惰的人,他们是剥削分子的根苗。同年柬越交战及翌年湄公河以东地区发生“三·二三”兵变后,波尔布特集团随即在全柬范围内反复展开了残酷的“肃反”大,民柬大批高级军官逃往越南,韩桑林、谢辛、洪森等人就是在此时投靠越南与红色高棉决裂的。被大批杀害的不仅包括越侨、政治上的反对派及嫌疑分子,而且殃及广泛的人群:资本家、商人、知识分子、医生、教师;一切患有不治之症者;干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或经常请假被认为懒惰怠工者;在日常生活中敢于流露对干部或现实不满、意见稍有不同或不服领导者。最后,在暹粒省和菩萨省等地,还发展到一切城市移民的空前严重程度。
华人因多属商人,且知识分子比例较大,故受害程度尤深,即便是柬共内部的上层华裔干部如符宁、胡荣、张东海等,最终也遭到“清洗”,不能幸免。而在张东海(分工主持商业部日常工作的商业委员会委员)于1978年3月被捕后,全国各部门、工厂的华裔干部、党员以至翻译员,都一批批地失踪,遇害了。更有甚者,华人在家中讲华语,亦会被疑为搞特务活动而被捕。
诚然,波尔布特集团的罄竹难书,以上所述仅是举其荦荦大端者而已。其它如没收私人财产,实行无邮政、无货币、无商品的“主义”措施,都给柬埔寨人民和广大华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尤其是在禁止自由恋爱、婚姻由“安卡”作主的“配给制度”下,华侨少女被强行婚配给伤残军人的不在少数,许多人因此而自尽。
求助无门
众所周知,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国内外政策,必然地反映在对待柬埔寨华人问题的处理上。在华人遭受此种大劫难时,中国政府是否曾经施加影响、予以制止?
笔者掌握内部资料不多,不得而知。但从所见的众多难民回忆资料中可以肯定,在他们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华人确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当时,华人所能接触到的祖国亲人仅仅是中国援柬专家,但当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则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回答均不外乎:第一种,要求华侨“顾全大局”、要“忍”、“忍”下去;第二种,认为华侨过去是剥削阶级,多数是资本家,现应好好接受所在国政府劳动教育,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三种,则干脆立即避开。华人完全处于求助无门的境地。


应当指出,中国在柬埔寨华侨问题上所采取的不闻不问的“不干涉”态度,尽管有其内政、外交上的种种原因,其引发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在柬华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不免发出感叹:“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能为力照顾得了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无数柬华难民的这种表白,正反映了他们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如何医治柬埔寨华人的心灵创伤,无疑至今仍是个遗留在国人面前的严肃的课题。
(来源:摘自《炎黄春秋》199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