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军队每接管一座城镇，就立即破坏当地的市场。他们或宣布大减价，把物价削减90％以上，或直接捣毁所有的零售摊店，并且很快就将货币取消。城市商人几乎均为华人遭此掠夺与打击，顿时便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

显然，如此大规模地驱赶城市居民下乡务农，既非为着防空，也不只是单纯为了解决粮食匮乏问题。实际上，红色高棉是想通过此举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财富，消灭城乡差别，实现“波尔布特式的高度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依波尔布特集团所为，城市居民即使是产业工人，亦一概受到波及，并无例外。只有少数城里必需的车床技工、纺织技工、华语翻译、厨师等，才得以回城工作。自1976年起，为了进一步取缔“资本家”的财产，加强对人口的控制，红色高棉还对从城市转入农村居住的华人进行再次的迁移。迁往马德望省各处农村去的华人甚多。该省原是鱼米之乡，但遭连年战火的破坏，加之外来人口太多，竟成为全国粮荒最严重的地区，华人死亡率高达80％以上。

柬埔寨历史上一直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全国的工业化是必不可少的。但红色高棉建国后，不是着眼于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而是单纯地执行“以农立国”的政策；在组织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时，又不切实际地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并实行一系列集中营式的残暴管制措施，给广大人民包括华人带来无尽的苦难。

在将城市居民赶往农村后，柬埔寨几乎已是“全民皆农”了。为实现“超大跃进”的理想，民主柬埔寨政府于1976年制订了全国稻谷增产指标:每公顷单位面积产量3吨；1977年，又将指标增为3．5吨到7吨（而原先全国平均每公顷产稻仅为1．2吨到1．4吨）。为了完成高指标，基层生产单位除了虚报产量外，还通过解放初期即已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强化对农民的奴役与压榨:

第一，延长劳动时间。在合作社里，社员每天必须劳动十二三小时甚至十五六小时。通常凌晨四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夜里九点半才许收工，说是为了“不分昼夜地尽快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增加劳动强度。合作社社员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容不得有丝毫的偷闲，社员只有到了进餐的时间，才有休息的机会。为监督社员无休止地劳动，社里还通过密探或设立自行车游车队，到田间地头巡视，不准社员聊天或歇息。平时，社员除大病不起者外，小病不准请假，违者重罚。

第三，无休止的思想灌输。即使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安卡”也要农民集中起来开会，接受千篇一律的宣传灌输，如讲，到了1977年农民可以每10天吃一次甜汤；到了1980年则可3天吃一次；15年实现全国现代化等等。

第四，开办“大食堂”。初时，农民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小灶，过了不久，即被迫全部吃“大食堂”。“大食堂”开始尚能供应一顿稀粥、两顿米饭通常是在稻谷收获期，后来便仅剩下两顿稀粥了。造成粮荒的原因是，“安卡”将丰收后的稻谷大部运走了，只给农民留下大约仅够三四个月的米粮。为了弥补伙食的严重不足，有些人在家里和住处周围喂养家禽家畜，种植蔬菜，但结果都被“安卡”巧取豪夺了。一些农民经不住饥饿，到合作社的果园和菜园里偷东西吃，如被发现，轻则罚一二天不准吃饭，重则处死。

繁重的劳役和严重的饥荒，摧垮了无数华人的健康身体，人们因缺医少药而大量死亡。但是，红色高棉为防范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人民的人身控制甚严，人民没有通信自由，甚至还被剥夺了拥有收音机的权利。没有特别的通行证，他们是绝对无法私自离开所属乡村的；若有敢越雷池一步者，即便初犯，被抓到后亦必惨遭毒打，命丧半条。在农奴式制度的禁锢下，华人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苟且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