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文革中四老帅密议主动与美国和好

四位老帅判断:苏联暂时不会发动侵华战争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和国内的其它报刊杂志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一、继续揭露苏军入侵我国领土的真相;二、更加强调美苏以反华为重点的勾结;三、一再渲染美、苏联合日本等亚洲国家反华。在此背景下,6月7日至7月10日,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进行了6次共19个小时的研讨,并写出了《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7月11日,陈毅将《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报呈周恩来审阅。

    《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主要阐述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国际上两大阵营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美苏对峙。同时强调,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指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7月25日,尼克松在观看美国首次登月返回舱降落后,在关岛发表谈话时,承认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7月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就在同一天,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中国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同时西哈努克也派人见我驻柬埔寨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曼斯菲尔德6月17日写给周总理的信,要求访华并会见周恩来总理或其助手。他在信中呼吁,中美“20年长期交恶”,这种现状不应继续下去了。

    随即,四位老帅根据当时美苏领导人的讲话进行了比较研究。叶剑英说,美国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而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另外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实施“两个放宽”政策,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而压苏联。聂荣臻说,葛罗米柯在半个月前反华的调子还那么凶,现在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他是害怕中美和缓。徐向前接着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陈毅说,“20年长期交恶”,真是概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说明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也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暗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

    8月13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当天上午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5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勃列日涅夫诬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叫嚷要‘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苏修军事头目格列奇科?雅库鲍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军事威力’,公然威胁要进行核战争。”最近,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目前,苏修还把中苏边境的本国居民赶走,并在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20公里的无人地带。8月27日有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别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同伙进行试探”。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诬蔑中国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下达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

针对时局变化,四位老帅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的问题。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毅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姚广汇报说,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反华政策,已上报中央。概括起来就是美国在玩弄“遏制不予孤立,压力加劝说”的既定两手方针。一方面美国把中国看作潜在威胁,对台湾问题一直不松口,加紧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另一方面美国搞些假和缓姿态,意欲做一张牌压苏修,希望同中国接触,妄图软化我们,争取喘息时间,消除“潜在威胁”。姚广还说,外交部主要领导同志希望今后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陈毅说,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我们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四位老帅通过对国际形势的认真研讨,一致认为:一、《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提出的看法是正确的,苏修不会马上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二、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三、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打算,我们拥护。

    陈毅建议:借重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1969年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4日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越南河内吊唁,并于当晚回国。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河内参加胡志明同志追悼会。9日,李先念在胡志明的追悼会上,未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10日中国代表团回国。柯西金即通过越方向中方传话,希望在他回国途中,能取道北京在机场会晤周恩来总理。后因越方延误,没能及时将柯西金的这一要求传递给中方。随即苏驻华代办又向中国外交部紧急提出柯西金希望在北京同周恩来会谈的请求。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此时,柯西金已经离开越南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现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当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与他会谈后,立即于9月11日上午9时从杜尚别抵达北京,并与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会谈。

    会谈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一、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可找到解决的办法。二、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中方认为,中国领土广大,有足够我们开发的空间,而且中国在国外没有驻军,更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却调动很多军队到远东,并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中国就要坚决抵抗到底。三、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首先应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问题,达成协议。

    当时,对于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犹如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派特使去美国迷惑罗斯福一样。持这种观点的根据:一是柯西金在同周恩来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向中国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二是柯西金在返回莫斯科时,苏联的主要领导人均未到机场迎接,这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可能并不代表苏联政治局的意见。三是外电报道,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曾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四是9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一文中揭露,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 ”,“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五是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人、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章说,如果中苏爆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为此,四位老帅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对相继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进行了10次共29个半小时的研讨。9月13日,四位老帅还集体阅读了周恩来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17日,四位老帅将写好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呈周恩来审阅。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指出,“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并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这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趁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时维持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强调,“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为“对华作战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也“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从“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即可看出此用意。与此同时,苏修生怕我们联合美帝对付它,于是在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中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明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苏联 “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章在列举种种有关战争因素的基础上,最终认为“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还针对“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时,建议:我们在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时,也可采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恢复大使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同时,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定稿后,陈毅还就如何发展中美关系提出了设想,并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汇报。

    陈毅认为,现在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接近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并采取相应的对策: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别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估计美方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认为美国也会向中国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第二,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在高级别会谈中谋求解决问题。举行的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也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于保密。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两项决定:一、允许在柬埔寨逗留的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来华;二、同意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应该说这两项决定的作出,与《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陈毅发展中美关系的设想不无关系。
    后来事态发展证明,四位老帅经反复研究写出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陈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设想,判断正确,并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后来,的确苏中战争没有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