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心情坏到了极点。
    蒋介石是不是会投降日本人这一点判断曾经让毛泽东迟迟不能做出对路的决断。如果蒋要投降，*军队绝对不可以放任，主动出击歼灭其有生力量是必须的，于是他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准备十五万机动兵力备用。可蒋要降日，则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包围就可能顺利地通过某些日占的铁路和河流的这一显性指标，又让毛泽东为之困惑。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可谓威风八面，日本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在拉他，他在左右逢源中希望得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和军事收获。即使是日、美、苏的判断也不准确，何况一直不能掌握第一手信息而只是根据外显的迹象进行判断的毛泽东呢。
    只是汪精卫一派的投降反而让毛泽东放下心来。他开始放弃了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强硬对策而寄希望皓电和齐电只是吓一吓。他相对较为从容地开始处理新四军军部的北上问题。项英也开始因为毛泽东的犹豫不定而继续拖延。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心境中，他认可了刘少奇的苏北攻韩并因此而更加激怒蒋介石和顾祝同。
    可当毛泽东发现自己的判断可能失误而蒋介石即使不降日也愿意与日本人保持不一定的默契以腾出手来对时限过后“违反军令”的新四军施以重击时，他的着急心情不可言表。他发电要求项英迅速组织北上，并开始侥幸项英们能够选择到一条安全地北上之路。
    当新四军军部期望先南下再东下然后达到北上目标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七个师的包围之中。“护送”迅速变成了“围剿”，九千男儿被来了一次从战法上看更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聚歼。
    新四军军部及六个团成建制的被消灭让惊魂未定的毛泽东怒不可遏怒发冲冠，他甚至要求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和八路军包围韩德勤予以报复。在蒋介石下达解散新四军命令之年单方面重建新四军军部的作法也似决裂行动。
    但是，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又开始认为取政治上进攻的方式更为有利和有成算。配合着国际国内一片骂声，*参议员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举动让蒋介石大为尴尬。而后日本人对汤恩伯部的进攻则更加让他脸上无光。
    失去了一个操作不利的项英和江南八千壮士（有一千多人突围）而得到了一支在江北更加壮大和整备的新四军，毛泽东有得有失。江南支点被夺使得后来的国共对垒的主战场主要是在江北，陈刘主持新四军军各让毛泽东的抗日策略得到更坚决的贯彻。
    蒋介石也终于吐口“不会再有剿灭友军之军事”，十二条抗议虽然没有实现，也终于算是打退了敌人的高潮。毛泽东从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自己的判断和指挥失误而负出的重大损失中抬起头来，得到了党内同事们的支持而不是怀疑，这也让他的自责减少而开始走出与国民党破裂的双败危险。
    如果说皖南事变前毛泽东还有若干可以商榷的决策，则之后他采取的政治上反击的作法则肯定是绝对的英明。试想，如果坚持以牙还牙，最高兴的应该是日本人，且国共之间的名义上的合作关系再也无法修复，且在国际国内，*人得到的同情也将淡化。更为紧要的是，纵使是日本人坐山观虎斗，当时分散各地且以打游击为主要作战逻辑的*军队也没有战胜蒋介石的把握。
    皖南事变大大地让毛泽东尴尬了一把。不过，后来归蒋介石尴尬了。毛泽东虽然损失了八千壮士，可在势上胜了。
    六、陕北转战
    解放战争中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的重点进攻在最初表现出绝对的优势。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撤出延安。虽东拼西凑但仍然仅有二三万人的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最初是确定由张宗逊来领军的）下迎击有二十三万之众的胡军。
    但毛泽东却不想转移到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其他根据地。他与同事们争论再三，最后采取折衷之策，即将中央一分为三，刘少奇与朱德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华北，杨尚昆等中央后方委员会去山西，毛周任三大书记继续留在陕北。
    一支仅有几百人的昆仑纵队建立起来。史林（任弼石）和郑位（陆定一）受命管理这支纵队。毛泽东变成了李德胜，周恩来变成了胡必成。在时时处处都受到胡军威胁的黄土高原上，毛泽东再次打开了“圈子”。
    没有谁能够彻底说清毛泽东不愿意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的想法。执拗与大无畏的解释也许只能有一点点的正确。他可能就是希望亲眼看着胡宗南被中央总部和西北野战军拖垮，他可能根本就不希望在这种老家被端的尴尬局面下去其他的“山头”寄人篱下，他更可能是有把握再次回到自己已经呆了十几年的红都延安----因为他后来确实有过调陈赓部队参与对胡宗南的对抗的想法。也许，他想到了当年被赶得只好长征的那种尴尬，而他希望以此留在陕北并在危险的环境下指挥全国战争来显现自己泰山倒于前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并以此嘲笑当年博古李德仓皇远征的那种沉不住气。也许，他还真得想玩一把“你敢攻我的延安我就敢扰你的南京”的惊险游戏----他在期间确实多次策划并指导了粟裕率一四六纵队（即叶王陶）蛙跳式进入闽浙赣的计划。
    当然，这更似毛泽东一向处理逆境的那种策略:可以忍但不可以让、可以退但不可以逃、可以僵持但不可以气馁。总之，毛泽东留在了陕北，在一面躲避胡军的追寻中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策划西北的牵胡、扰胡、打胡行动。
    面对蒋介石的二翼重点进攻其余战区持守势的战略，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以两翼牵制情况下的中央突破打乱蒋的部署。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次第南下，刘邓部队甚至攻入红军和新四军多次开辟又迭次放弃的大别山根据地。而原拟使用于陕北的陈赓部队和本可以用于山东战场的华野主力打到外线，把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与蒋介石的重兵集团争逐于中原。加上东北和华北的骚扰性作战，本来就不工于军事的蒋先生立即处在手忙脚乱之中。
    在西北战场，毛泽东称为蘑菇战术的非典型战法也让胡宗南大为头疼。青化边、羊马河、蟠龙等小规模歼灭战以及鼓德怀化俘虏为新军的作法，也让胡军大大地丧失着信心。
    除了几次危险降临到咫尺之遥的遭遇外，毛泽东在陕北这个自己的根据地里有惊无险地、旅行着甚至休养着，如小李村等多个村庄都曾经有过这位“李先生”长期驻足的印迹，甚至于还有过数次会议在他们的临时“行在”里召开，胡宗南并不能奈之若何。
    转战陕北的日子理论上是刀光剑影，可从后来说来却是一路洒脱。除了没有什么好吃的不得不总是在吃过黑豆之后迎来行军队伍中一声接着一声的放屁不绝，一年的转战之旅在毛周的机警加谨慎之下风平浪静地渡过。一年之后，当西北大局即将确定，宜川大捷后重新拿回延安之前的数日，毛泽东恋恋不舍地渡河去了河北，准备他的苏联之行（因斯大林几次建议而未在建国前成行，不过也因此多了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的神采）。
    蒋介石和胡宗南是想通过进攻延安而让毛泽东尴尬一回的，可他因为毛泽东的强硬和智慧而最终将这尴尬留给了自己。毛泽东离开后不久，动作越来越大的国共会战便从济南开始而后是东北、淮海和平津，直到把蒋先生长江以北的主力兵团尽数囊括。
    七、赴苏困境
    建国后不久即兴冲冲的赴苏之行差一点因为斯大林的傲慢和拖延而变成一次空手而归的纯粹贺寿之行，毛在得到了表面上很隆重的接待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安慰，可他希望得到的那个“既好看又能好吃”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并没有眉目。毛泽东陷入一种一天里只有吃饭、拉屎、睡觉的单调而尴尬的处境中。
    是一些西方国家表现出的与中国建交的倾向和“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的传言让斯大林开始换一种思维来认识毛泽东的价值和使命，订立新约的工作才开始。周恩来的后期抵达，使得这次中苏订约进入实质性阶段。
    毛泽东从斯大林的口中得到了短期内不会再有大的战争可以投入足够的精力抓建设的提示或承诺，也将从双方订约中得到一些百废待兴的中国所需要的安全保护和保证。但是，比较而言，新约并没有比旧约为中国这个领土存在得到更多的利益。相反，经过国民党方面主持下的公投认可了外蒙独立的这一事实不再可能逆转，新疆和东北的特别利益再次给予苏联。
    主权上的失落感也让毛泽东在十几年后（六九年中苏领土纷争）开始通过反思老毛子对中国领土占领的旧事而在秋后算斯大林的账。这一点也说明，毛泽东的第一次赴苏之行并不是满载而归。
    在很大程度上，中苏新约和与苏贸易所欠下的大量外债，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从苏联方面购入的军事物资的积久旧账，给共和国背负了沉重负担。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苏联老大哥”所赐。在建国初期不得不采取的“一边倒”国策，因为过于倾向苏联而必须承受随之而来的负作用。
    八、大将军发难
    做为抗美援朝的第一功臣、十大元帅之一（排名第二），身兼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绝对算得上是共和国的大将军。彭和毛的关系也并没有那么默契或和睦，从井冈山到庐山会议，二位湖南人之间互相骂骂娘也是寻常之事。
    可在大跃进实质上已经走向失败、毛泽东也准备纠左即反冒进的情况下，大将军的骂娘之举则因为毛泽东的敏感和多疑而在基本上十分正确的情况下而触了霉头。口才粗鲁而又文墨粗疏的彭大将军尽管握有连毛泽东也已经准备默默认可的真理，但因为遭遇了国际上的波兰、匈牙利之乱和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诸项政策的不满、国内反右扩大化大失知识分子之心甚至大悖毛泽东本意、大跃进因为上面的高指标和下面的浮夸而搞的一团糟而让毛泽东心思烦乱的特定环境，大将军的“万言书”（实际上只有三千多字）一时间成为毛泽东转移视线甚至排解愤闷的出气筒，跟着他“起哄”的一干人马如黄克诚、张闻天、周一舟甚至田家英、李锐也被毛泽东安了一个“军事俱乐部”的名义拿下。
    多少次都能够清晰理解毛泽东意图并有公共场合坚决维护毛泽东威严的林彪这位正宗的毛泽东嫡系取代彭大将军而成新的国防部长。可能因为那位粗豪将军一时兴起发动“兵变”的可能性被避免。毛泽东虽然在一个不太合适的场合采取不太合适的策略把老功臣的兵权解除，但是毕竟，这在一定程度上担心“枪杆子”发生问题的那种忧虑解除。
    在准备对彭大将军采取反击行动之前，毛泽东观望并思考了好几天。即使是在他在大会上反驳彭的意见书并威胁“解放军如果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时，他也并不是特别有把握大将军方面“兵变”的传闻是不是属实。但足以让毛泽东一生感到快慰的是，穷其一生，掌握兵权或相当政权的反对者从张国焘、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都没有对他采取实质性的反击行动。不管是隐忍未发（张国焘）还是顾全大局（刘少奇）或者是行动未遂（林彪），还是如彭德怀一样所谓的兵变只停留在谣言阶段，毛泽东都作到了有惊无险地慑服对手。
    但搞掉大将军这件事本身虽然并没有特别大的抵触，但消极影响却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任命鼓德怀出任大三线的副总指挥，党内为彭大将军平反的声音一直不绝。
    原因很简单，他的万言书并没有说错。而且，因为庐山会议上因为把纠左变成反右，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加剧。后来，彭德怀写了一个更长的报告，用更多的实例再次证明自己的正确，多方面的怀疑、不信任、要求承认错误的压力就一直对毛泽东交相攻逼。
    自尊心太强的毛泽东即是在这个时候也不愿意亲口承认错误。他采取了一些比较含蓄的方式认可了自己的失策。比如安于二线生活、不再过多地干预一线的决策并默默接受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彭德怀写信反映意见并不是错误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