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武门外贴上了“砸烂故宫!”的大字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故宫改建计划被列为中共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

　　1967年《城市规划革命》第1期刊登署名“《东方红》战斗队”的批判文章《揭开“故宫改建”规划的黑幕》，称“‘故宫改建’就是这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党、篡国的又一起严重反革命事件”。

　　梁思成日记载，1967年8月16日，北京市规划局两位工作人员“来问彭真想拆故宫改建为党中央事，及关于改建广场及长安街事”。

　　1967年8月25日，《城建战报》刊登“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井冈山公社”的批判文章《揭开“故宫”改建的黑幕》：“他们（指旧北京市委——引者注）明目张胆的攻击广场不是中心，中南海也不是中心，故宫才是北京的中心，公然提出要‘夺中心’。夺什么中心？就是要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权，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猖狂进攻的信号！反革命气焰是何等嚣张！”

　　改建计划胎死腹中，紫禁城并未获得安宁。

　　1966年5月23日，泥塑“收租院”展览在神武门城楼开幕，后移至故宫奉先殿继续展出。为此，1966年6月至7月，奉先殿工字形大殿被改为长方形。

　　11月21日，奉先殿前清代祭祖所用焚帛炉，正对着殿内的毛主席像，被认为与展览内容不符而被拆除。

　　同年8月3日，故宫城隍庙内泥塑神像十一座、泥塑马一对被毁；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其余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

　　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被纸盖住，墨笔大书“血泪宫”三字；神武门外砖墙上，“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的大字报贴出。

　　故宫“整改方案”随即出台。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被摘，中和殿宝座被拆。

　　“整改方案”的其他项目未及实施，即遭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潮。1966年6月进驻故宫博物院，带领全院职工批判“黑线”、贯彻“红线”的军宣队，转眼间成了被批判揪斗的对象，10月不得不撤离故宫，“整改方案”寿终正寝。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广场第一次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代表。当晚，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准备冲入故宫“破四旧”，当即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

　　次日，红卫兵要冲故宫，工作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红卫兵劝退。几日后，周恩来又派军队守护故宫四周。

　　1970年，故宫钦安殿前抱厦五间被拆除。1971年7月，故宫博物院恢复开放。1973年3月27日，因洛阳白马寺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需要，按上级指示，故宫慈宁宫大佛堂全部文物被调拨洛阳白马寺，至今未归还。搬运文物时，慈宁宫大佛堂建筑彩画遭到破坏。


　　“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1972年，设计高度逾百米的北京饭店东楼在故宫东南侧兴建。施工中发现其构成对中南海的窥视，东楼高度被减至87.6米；1974年2月10日，经国务院批示，五座遮挡性楼房在故宫西华门内南北两侧开工，次年11月22日竣工。

　　此前，有人建议将故宫午门楼提高以起遮挡作用，周恩来予以否定，认为一是文物不宜破坏，二是不能作“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傻事。

　　周恩来提出，北京应有一个控制建筑高度的规定，譬如城里45米，城外60米，研究后要把它确定下来。

　　西华门内的遮挡性楼房，后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使用。

　　2003年11月2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迁建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同意迁建工程立项，工程选址在北京市海淀区正福寺4号。国家发改委要求档案馆迁出后，旧馆应拆除，尽快恢复明清故宫历史原貌。

　　1987年12月，故宫成为中国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故宫的总体评价是：“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2005年10月，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际，陆德投书《北京日报》讲述自己给父亲上坟的故事：“关于保护故宫这件事，父亲在世时我未听他谈过。但他在世时，有一次我与他谈论北京现代化建设和拆除大量民俗古建筑的矛盾，父亲讲：五六十年代，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讲：‘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注：指日本侵占北京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以后也就没有人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看来，为了保护故宫，父亲60年代初挺身直谏，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陆德感叹：“当今，每年有数百万人去参观游览故宫，当人们在赞赏这一灿烂的人类文化明珠时，可曾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历史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