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造势，改建计划再度提起

　　在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请示报告》之后，故宫博物院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并提出要求：“（1）能暂时利用者，可不拆除；（2）对过去宫廷仆役（太监、宫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等，选择几处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并标出文字说明，以便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3）拆除室内的墙时，应注意建筑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时应注意保护，拆除后应妥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筑物应照相留影。”

　　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1961年3月，故宫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3年2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汇报展览”。此间，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有关规划官员和技术人员被召集至颐和园听鹂馆用餐。席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引经据典谈论故宫，称故宫自古以来就是变化着的，溥仪为骑自行车还锯掉了故宫的门槛。

　　1963年3月25日，吴晗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中，发表《谈北京城》一文，为故宫改建造势：

　　尽管北京城的建都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今天的北京城却决不是辽、金时代的北京城。辽、金时代的北京城，在今天北京城的西面和西南面，都早已毁灭了，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明初营建的北京城，也不尽和元代的城相同，明代北京城的北城比元代的北京城向南缩五华里，现在德胜门外五里的土丘，就是元代北城的遗址，元代南城就是现在的东西长安街，明代把它向南扩展了。至于外城则是公元1550年以后修建的。从以上历史发展的情况来说，历史上都市的建设不是不可以改变的，相反，各个时代都为了符合自己的需要，进行了重建或扩建。今天的北京城并不是历史上各个王朝北京城的原样，不但位置不同，规模、设计、建置也不相同。

　　同样，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心，统治者在那里发号施令的宫殿，也是如此，不但辽、金时代的宫殿没有了，就是元朝的也被拆除了。

　　这位明史专家称：“现在保留下来的清朝的宫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来建筑，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原来的建筑。当然，作为一个古代建筑艺术品，应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不过，要是像某些人所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把事情绝对化了，那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吴晗得出结论：“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无论是城市建设，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的结论是必须改变。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历史认识，才不至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

　　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望到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首都面貌应当逐步改变，如果中央同意，即可让北京市迅速作出东西长安街的改建规划。”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为此，北京市政府发动北京市规划局、建筑设计院、工业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等6家单位分别编制规划方案，并于1964年4月10日至18日，邀请各地建筑专家审核、评议规划方案。

　　在此期间，故宫改建方案在内部专室展出。一位知情者对我说，改建方案对故宫建筑有保留的，也有不保留的，几种方案都有，大家只是做做看，学术上有各种观点，但都是内部探讨式的，并没有形成决策和事实。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看罢故宫改建方案，哈哈一笑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