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城墙拆除中尚余立柱的西直门


　　毛泽东：“北京城市建筑是封建主义的”

　　“大跃进”时期，文化部的一些机构被下放至北京市，其中包括了故宫博物院。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下称《请示报告》）：“过去由于清规戒律的限制，不准动原状，不准用灯光，各次陈列迁就主要宫殿，分散零乱，多而不精，参观极不便利。而且对封建落后的陈迹不能大力铲除，保留得过多。房屋及环境的清除整理，阻力更大，至今未能脱出残败零乱的现状。库房虽然积极清除了一百多万件非文物，但尚远不彻底”，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

　　《请示报告》提出之后，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4月，一系列中央会议连续召开，旨在纠“左”。“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以及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的诸多混乱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3月5日，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从建筑角度谈起了民族风格问题，认为“北京的城市建筑是封建主义的”。 此前，毛泽东表达过类似的观点。1953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召集中南局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

　　你们在东湖盖的这两所房子像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毛厕，要用抽水马桶？就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55年，毛泽东发起了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

　　“毛主席讲了‘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龟壳子’，把批判梁思成的任务交给了彭真。”时任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的汪季琦在晚年回忆道。


　　陆定一冲冠一怒保故宫

　　谢荫明、瞿宛林在《谁保护了故宫》一文中，引用相关档案，披露了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请示报告》的情况——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好事常常办成坏事，主观上想办好事，结果并不完全是这样。……故宫改革方案文件的精神要整个考虑一下。北京的城墙要拆，因为它影响几百万人的交通问题。但是，故宫是另外一种问题。”

　　陆定一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故宫的性质，主要应该表现宫廷生活，附带可搞些古代文化艺术的陈列，以保持宫廷史迹”，“讲解说明要实事求是地讲清这些史迹即可，少说一些标语口号”，“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绿化是需要的，如果辟为公园不好管理，绿化一下即可。故宫前半部，可以不交园林局，绿化由故宫统一搞。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这点不适用于其他各方面的工作。故宫的方针，第一条是保持宫廷史迹，使人能详细地、具体地了解宫廷生活；第二条才是古代文化艺术的陈列”。

　　“陆定一保故宫，立了一大功！”2005年11月14日，中国文物保护学会顾问谢辰生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与这次会议相关的一个情况——

　　当时，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接到通知：到中宣部出席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即部长办公会议），讨论北京市提出的故宫改造方案。

　　“王冶秋一听就火了，拒绝出席。”谢辰生说，“后来，他见到我，直后悔，说那个会真应该参加！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原以为中宣部开的那个会是戴着帽子下来的，没想到却开成了一个保护故宫的会，陆定一把那个方案给否了！”

　　“王冶秋对我说，陆定一否掉了在故宫里开马路的那个方案，这条马路计划从西华门横贯至东华门，将文华、武英二殿辟作娱乐场所。北京市提出的两大改建理由是，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陆定一大发雷霆，‘封建落后’，故宫就是封建落后嘛，不封建落后哪叫故宫呢？‘地广人稀’，留个地方给老百姓游览休憩，有什么不好？我看，故宫一万年也不要点电灯泡，我们中宣部处级以上干部，个个都是‘保皇党’！”

　　1964年6月12日，谢辰生参加故宫复原陈列的讨论，第一次看到了陆定一在那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有些人是好心办坏事。好事过了头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