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国寺的大雄宝殿和天下所有寺院从外形上看，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所不同的是悬挂在殿内房柱上的那顶天立地的一副楹联：“汴梁自古繁华，溯信陵卜宅，天保建寺，唐宋迄今，香火因缘历劫盛。佛法西来微妙，算白马驮经，达摩面壁，东南遥望，金轮辉映万家春”。正是因为这楹联，昭示着大相国寺非同凡响的历史根基和发展历程，述说其从令四海豪杰心仪的英雄故宅到天下仰慕的皇家寺院，其脉络贯通、神意交融的因缘关系；揭示其从建国寺到大相国寺、再到皇家寺院，以及后来的中山市场的兴衰与沧桑历史。

大相国寺初名建国寺，是在“窃符救赵”的信陵君的故宅上建造的。《宋东京考》说：“东京相国寺乃魏公子无忌之宅，宋时地属信陵坊，寺前旧有公子亭。”《如梦令》说：“……大相国寺，即七国魏公子无忌故宅。”《史记》载：“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大梁城里有个侯赢，70岁还在看城门。信陵君听说他是身负奇才的隐者，就去请他并送给他很多财物。侯赢不接受，反说：“我修身洁行数十年了，不能因为贫穷就接受公子的财物。”信陵君有一天大宴宾客，宾客们落座以后，信陵君却驾上车，空着左边上首的位子亲自去迎接侯赢了。侯赢上车在信陵君上首坐下后，又说：“我还有一个朋友，是在街市上卖肉的，请你绕一下路，去看看他。”这样，他又把朱亥引见给了信陵君。信陵君多次请他们，他们都不道谢，这让信陵君感到很奇怪。其实，他们不道谢，是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早已下定以死报答信陵君的决心。后来，秦国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遣使向魏国求救。魏王一面派将军晋鄙带兵十万救援，一面又命令晋鄙在边境驻扎观望形势。赵国平原君责备信陵君不能急人之难，信陵君心中惭愧，就向侯赢请教，侯赢于是为信陵君出了让如姬窃虎符救赵的计策。如姬窃出虎符后，侯赢又为信陵君出了第二个计谋，让信陵君带上朱亥，晋鄙认虎符则已，不认就让朱亥击杀他。信陵君流着泪说：“晋鄙是位老将，肯定会怀疑虎符，肯定会丧命。”侯赢说：“要建成大功，就不能顾及私情。我老了，不能跟随你，但我会自杀为公子壮行色。”朱亥用铁锤击杀了晋鄙，信陵君率军解了邯郸之围，这就是著名的“窃符救赵”。信陵君亡故后，其遗宅被改为“三义庙”，以纪念信陵君、侯赢和朱亥。信陵故宅渐次成为一方精神圣土，完成了初期的宗教奠基。北齐天保年间(公元555年)，推崇信陵君的节操又笃信佛教的文宣帝诏命在此敕建建国寺，完成了信陵故宅由重人而重神的宗教转变。文宣帝还敕命铸造信陵君铜像安奉于寺内。建国寺因建在信陵君的故宅上而名闻天下，其寺院一带也被尊为信陵坊。遗憾的是，建国寺后来毁于兵火。至唐代，寺院又得以重建，寺前仍置“公子亭”以纪念信陵君。




建国寺重建和大相国寺来由，缘起于慧云和尚。公元701年，慧云和尚在开封繁台露宿乘凉时，看到“隋河(即汴河)北岸，有异殊气天”，“至明入城寻睹，乃歙州司马郑景宅”。许是因缘际会，郑景成全了慧云购宅建寺的愿望。慧云冒雪在街头打坐“至三昼夜，八风不动”，开封人于是解囊布施“输于道路”。慧云原本是以“福慧寺”为名建寺的，但挖掘地基时，掘得一块古碑，该碑记载了当年建国寺建寺的情况并特别强调这儿是信陵君故宅的历史事实。得知此地有如此非凡的历史渊源，慧云遂决意废“福慧寺”寺名，用“建国寺”原名立寺。恰于寺院建设之中，唐睿宗宣诏：不得再建新寺。于是，建设中的建国寺被迫停工。就在朝廷命官拆除寺院之时，该寺弥勒佛“佛面现白毫金相瑞光，上烛于天”。“不看僧面看佛面”，朝廷命官“同录祥瑞，奏闻睿宗”。巧的是，睿宗此时正好梦见了弥勒佛，于是敕命“勿令州府烦扰”，且因睿宗旧封“相王”，“改故建国寺为大相国寺”，并御书匾额“敕建大相国寺”。睿宗以下，玄宗、肃宗、代宗等秉承先祖遗训，为让大相国寺无愧于“大”，先后建起“排云阁”、“普满塔”等当时汴州最高、最辉煌的建筑。唐代书法家李邕在其所撰《大相国寺碑》中盛赞大相国寺：“国土盛神，塔庙崇丽，此其极也。”“人间天上，物外异乡，固可得而言也。”但如果不是唐睿宗梦见弥勒佛“敕建大相国寺”，慧云和尚就是做一辈子的大梦，建寺计划只能成为泡影。

宋代，大相国寺国因“为国开堂”而成为皇家寺院。自宋太祖开始，寺内各院住持的任命和离职，均直接决定于皇帝。每逢住持就职，朝廷按例遣中使降香，谓之“为国开堂”。据宋人记载，“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越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戏曲之风在此开始盛行，大相国寺就搭棚演戏，其后戏风日盛。大相国寺向来是个普天同乐的地方，它与北京的天桥、济南的大观园一道，被誉为中国曲艺的三大发祥地，秉承传统，大相国寺的同乐舞台与相继在此建成的永安、永乐、国民等戏院一起，成为20世纪河南豫剧崛起的舞台。豫剧大师常香玉在此主演六部《西厢记》，13岁即名满开封，当然这是后话了。

此时，大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寺内商贾云集，交易活跃，商业大潮将出家人裹挟在内。北宋的大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码头旁的延安桥和州桥一样，都是当时开封最著名的建筑。由于这里贸易兴盛，大相国寺内因场地空阔，游人众多，自然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于是，大相国寺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大相国寺的一些和尚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他们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甚至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东京梦华录》更详细地描述了大相国寺这一北宋京城大市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的盛况：“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东京梦华录》还说：“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宋朝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就曾在这里买到一本宋代大史学家宋祁写的《唐史稿》手稿。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也曾在这里买到过稀有的碑帖，在赵明诚去世留下的《金石录》中，李清照补作后序记叙了这段往事。

罗汉殿，八角造型，又称八角琉璃殿，造型独特，拥有大相国寺的镇寺之宝，在中国佛教寺院中独一无二。附檐周围游廊环绕，殿中一院，有八角亭耸立。罗汉殿由三部分组成：最外面的是游廊殿，里面的是天井院，中间的是中心亭，大相国寺的镇寺之宝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就供奉在中心亭里面。游廊殿四周塑有释伽牟尼讲经会佛雕，佛祖、众佛、菩萨、天王、罗汉，造型生动，雕刻精美。中心亭中一尊三米多高的千手千眼观音站立木质雕像，由清乾隆年间一位民间艺人用一棵完整的白果树雕刻而成的，据专家推断这棵白果树有3500年的树龄，整座雕像四面相同，共有大手和扇面小手1048只，手姿各不相同，每只手心都雕有一只眼睛，民间俗称“千眼千手佛”，为观音菩萨三十三变相之一。据说古时有一个国王病重，百治不愈，无奈之际，求助于一个游方各尚。和尚说，我给予你一个仙方，但需你亲人的一只手、一只眼做药方，方能见效。国王召见他的三个女儿，大女儿说：“我刚刚生下一个婴儿，如果断手剜眼，谁来照顾孩子呢？”二女儿说：“我刚刚完婚，倘若如此，何以面对驸马呢？”只有三女儿站出来说：“我年轻无忧，就让我来帮助父王吧！”她毫不犹豫地抽刀断下一臂，剜下一眼，做成药引。国王用药后，竟奇迹般地康复了。这个故事广为流传，佛祖知道，大为感慨，说这就是我们推崇的孝道啊！我要给他重新安上手眼，重塑全身让百姓都对长辈行以孝道。佛祖的话经传令官传下来，但因“全”与“千”音近，“全手”竟传成了“千手”，公主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

然而，大相国寺这座皇家寺院并非世外桃源。金人占领开封后，大相国寺“物是人非事事休”。靖康元年，东京被金人两度围攻。在此期间，大相国寺一度被作为招募义勇兵准备抗敌的场所。后来，金人攻城甚急，大相国寺又成为难民临时避难的场所，难民们啼饥号寒，惨不忍睹。在金人攻陷东京后，大相国寺又成为难民们以财物赎取被金人虏去的家人、亲友的场所。公元1170年，南宋诗人范成大路过汴京，“过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公元1232年，南宋使者邹伸在出使北国的路上，“往相国寺，寺门成劫灰，只存佛殿一区……”大相国寺在外族的铁蹄下无可奈何地衰败了，但“每月八次开寺，听商贾贸易”的北宋贸易传统却被继承下来。至元代，“汴梁路大相国寺住持僧柴某，亲奉圣旨，修葺前殿……杰阁(资圣阁)岿存，犹是李唐遗构……”，大相国寺被修得重又壮丽起来，这从元代诗人陈孚的《登相国寺资圣阁》一诗可见一斑。元末，开封在烽火连天的三次拉锯般的大战中墙倒城摧，大相国寺惨遭毁坏。明军大将徐达、常遇春攻占汴梁后，“和尚皇帝”朱元璋干起兴佛的事，诏命大相国寺统领开封府各州县的寺院僧侣，并重建寺院。至明朝嘉靖年间，资圣阁重辉，大相国寺再次名动天下，且发展到“每日开市”。作为人民交易和娱乐的场所，大相国寺在明代可谓繁盛一时。




明末，李自成军攻打开封，官军决黄河企图水淹义军，不想“水自(开封)北门入，贯东南门出，奔声如雷，城中百万户皆荡尽”。此时，“相国鸱吻百人号”，寺院的屋头阁顶成难民避难所。水退后，大相国寺“大殿檐溜当胸，释迦巨像，裁露肩肘”。其时，黄沙白草，夕阳残照，惨惨凄凄。在借乾隆、嘉庆敕建大相国寺，并诏命“恢复旧观，不可图节省”的机会时，主其事的阿思含在寺院的西边修建一个类似行宫或招待所的“祗园小筑”，尽管环境极其幽雅，“湖石以十数，玲珑罗列，若岚之浮，若壁之峭……访之故老曰：此宋艮岳遗石也”。嘉庆诗人王庆澜写到这儿，不禁“慨然”。

我们最后参观藏经楼。导游介绍，应称之藏(zang)经楼。1992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赠送给大相国寺一部乾隆版的《大藏经》，共7000册，现在藏于藏经楼上面，因此被称为藏(zang)经楼。藏经楼分为上下两层，上面为存放经书经典的地方，称为藏经库；下面为讲法堂，是法师讲经说法的地方。藏经楼一楼的中央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是上世纪初由海外华侨捐献的，用一整块缅甸白玉雕刻而成，佛像周身装金着彩，眉目清秀，并且在他的眉心中央有一颗天然形成的红宝石，在宝石的映衬下整尊佛像更加庄严肃穆。佛像的两边是千佛灯塔，里面供奉的是游客们请的吉祥牌，为游客们祈福消灾免难、增福增寿。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收费制的，我非常佩服佛家****与时俱进的思想，这诉愿的花费与那千佛灯塔的点明时间的长短有着密切的关系，吉祥牌上明确的写着灯亮的起止时间，如果你想吉祥永存，那么你就源源不断的进贡，看来，在佛家不花钱也是办不成事的，更别空想永远吉祥了。

藏经楼的西侧是大师堂，安放着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人空海大师像的雕像，他31岁那年入唐求法，在去西安途中经开封，拜大相国寺方丈为师学习佛法。为纪念历史上这段佳话，1992年日本友人捐赠并修建大师堂供奉。在这里，有一老年书法爱好者，现场书作，虽不敢恭维其书法功底，但作品还是源源不断的销售，畅销之作莫过于赵朴老的《宽心谣》了，就仗着赵朴老为大相国寺恢复对外开放的功劳和他在佛教界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宽心谣》倒帮这信徒赚了个大市场。想必他守着这个摊子，也可能需要钱财铺路。




现在的大相国寺，占地仅30亩，我们参观的也就这保存的天王殿、大雄宝殿、八角琉璃殿、藏经楼等殿宇古迹。据说新加坡灵山寺赠送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于1993年安奉于寺内。如今的大相国寺建筑，大都是清代重建的遗迹。为何占地540余亩的规模宏大的大相国寺，只剩下这区区30亩呢？清末民初，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而此时的大相国寺一味添盖铺面，征收租金，积累钱财，日子过得不错。但佛家崇尚超脱，不重名利，聚敛钱财不是什么好事。1927年，冯玉祥主政河南后，深为大相国寺之富厚所动，遂向寺院支借10万大洋，以充军饷。续慧(方丈)知冯是敲诈，但因没有智清长老的智慧，借故推托却并说了不该说、也显得很没佛性的话：“我和尚吃八方，你冯玉祥难道要吃十二方？”冯玉祥一气之下，要破除迷信，遂推出“庙产兴学”的口号，于1927年10月下令将大相国寺改为中山市场。《改建中山市场时之概况》：“民国十六年(1927年)冬，河南民政厅厅长薛笃弼，奉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之命，督同警察厅长关树人……负责改设中山市场……命令昭示寺僧，勒令他迁，同时恐寺僧抗不交代，复派军警多人大肆包围，付每僧大洋十元，即日遣散，除佛像、碑文大半焚毁外，其余……均运归公安局收存。地产则以在南乡者(尉氏县的24顷土地)拨归省救济院收养贫苦民众；在西乡者(开封杏花营的18顷沙地)拨归开封县教育局办理县地方教育。”大相国寺的门面房，“由政府标卖矣……而大名鼎鼎之相国寺，遂从此改称矣”。冯玉祥虽把大相国寺改设为中山市场，但开封民众仍习惯上延称其为相国寺，只不过此时的相国寺不再是佛家的寺院，而成了一个地理上的名称。

冯玉祥的“庙产兴学”使大相国寺大批珍品被毁。藏经楼下殿内一座佛塔被毁，该塔为纯木雕成，高约两丈，嵌空玲珑，工细无比。寺外大照壁……浮雕人物禽兽花木，均极精工，计有浮雕花砖200余方，警察署派人拆毁照壁后，花砖经古董商承购，转售国外。藏经楼左右门额砖雕，一为空城计，一为昭君出塞，均被毁。续慧方丈虽守着罗汉殿中心亭的镇寺之宝——四面千手千眼密宗观世音菩萨雕像，但并没能借来一双慧眼，所幸的是它历尽劫波还是被留存下来。






大相国寺被改为中山市场后，山门前牌坊上部绘的是孙中山先生遗像、国民党党旗及中华民国国旗；中部“敕修相国寺”的匾额代之以“中山市场”；两旁石柱镌刻着“世界人类和平”、“中华民族自由”的对联。两侧还各新立了一座高约3丈的石塔，上书“国民军联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大相国寺的部分土地被改为公园，寺里的鼓楼被毁，建了饭馆。大相国寺寺内各殿还分别被改为美术馆、纪念馆、茶肆、奕园等。曾经颇有盛名的放生池，则被填平后改建为公共厕所。对于冯玉祥的“庙产兴学”，大相国寺一位和尚这样评价：“学没怎么办，倒是用铜佛像造了杀生的子弹。冯玉祥是‘基督将军’，他老婆是基督徒，他的秘书出家当了和尚，所以他对佛教很反感。”1938年，日本占领开封后，找回一些当年的寺僧，并搞了“迎钟法会”，将“相国霜钟”移回寺院，以示大相国寺重归佛教。日本人的目的是想在这儿举行日本密宗开山祖师弘法(空海)大师纪念法会(空海曾在唐代访问过大相国寺)，他们将大相国寺西院修葺后改名为弘法大师堂。远自日本而来的空海在如今只有30亩地的大相国寺有个遮风挡雨的小屋，但土生土长的信陵君却没有，现在只能从大雄宝殿的对联上可以看出，作为曾经是他的故宅，这多少让我等感到有些哀怨，也多少让人觉得佛家也并不公平。






从这座千年古寺中走出，像是从一部中国历史书中穿过一般，赵朴老手书的“大相国寺”四个大字金光闪闪，像是显示着今天寺院的繁荣，也像是在警示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