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慈洵


　　除了同处在明朝，朱元璋和海瑞这一对不同时代的君臣其联系并不是很大，所以也很少有人将他们放在一起来说。他们一个是精明干练的政治家，一个是清廉到近乎迂腐的清官，从性格上讲，二者之间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但是有一条使他们两个人还是在理念上走到一起，那就是海瑞一直将这位本朝的开国皇帝作为自己的偶像来崇拜。
　　
　　粗看起来很难理解为什么坚持儒家理想的海瑞会对他的这位打压文官相当残酷的太祖皇帝有这样的认同感，但是细细的研究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那就是按照他们的理想建立一个合乎中国古典道德约束下的理想社会，这个所谓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后文会慢慢叙述。作为一个皇帝，朱元璋用他的权力去推行这个社会的建立，而作为一个受到整个官僚阶级排挤的地方官员，海瑞只能一步一步的推行他的理想政策。但是社会并没有接受他们的那种过于理想化的设想，他们的乌托邦最后都走上了失败的道路。
　　
　　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没有一个皇帝甚至官员是有代表过农民利益的，这一点无庸置疑。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朱元璋自然也不例外。他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自然是他的这个政权的统治延续，这和其他的中国所有的皇帝并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朱元璋的出身就是一个农民，所以在他的思想体系里面，农民就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他高估了在当时社会阶层里所占有的比例，坚持认为一个国家只有造福于农民才能获得长治久安。所以他的努力政策过多的偏向于他所出生的那个阶层——农民，以至于对商人，读书人等非农民阶层都进行了残酷的打压。朱元璋认为，商人不用劳动就可以获得农民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只是利用倒卖来获取财物，是非常奸诈的一类人。而读书人也不从事生产，虽然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知识为管理这个国家效力（这是朱元璋的政府不得不用读书人的原因），但是对有些读书人不把精力放在正确的知识学习上而搞一些无聊的文字游戏相当的反感，尤其是对那些人读了些书就看不起农民的行经相当的憎恨，所以他对读书人是在打压中利用的。
　　
　　那么可以理解朱元璋毕生就是在为建立一个他心目中理想的农业社会而努力。这个社会简单而有复杂，复古而有兼有朱元璋自己的创新。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目标，朱元璋在对政府，军队等其他部门的建设中也充分围绕这样一个目标而努力。首先朱元璋要确定的是，如何为自己这个国家的农民获取专制社会下可以给予的最大利益。这样一个目标出自于朱元璋本身就是农民出身，对农民的权利需要比较的了解。另外更多的是为了维护农民的权利以使这个国家从根本上获得内部的稳定。这样的政治目的很容易理解，在他开始执政的600年后，一个和他相象的执政者毛泽东就曾经说过：“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见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造反者如果是读书人，那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同样，由于商人的基数较低且普遍遭到敌视，想要造反并成功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只有农民在被逼得无法生存的时候才会号召到足够的人来反抗政府，并很快被人利用（这种人我们的史书喜欢把他们美化成农民领袖），成为他们开创新政权的工具。这样的反抗是足以动摇国家的根基的。于是朱元璋在政策大部分考虑了如何尽力满足农民的利益。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农民这个阶层最好的皇帝了，我们史书里不断吹捧的很多“农民领袖”（我一向认为这个词不应该存在）们对农民可能还及不上这位所谓“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
　　
　　维护农民的利益，那么首先要从牺牲官僚利益开始，于是朱元璋对自己的官僚体系进行了血腥的整顿。首先是贪污问题，元代传下来的官吏的腐败一直为这位皇帝所愤怒，因为他小时候就曾经吃过这方面的苦。对贪官的打击，朱元璋是毫不留情面的，即便是最微小的贪污和受贿也会被判处死刑。中国封建时代，洪武的31年中是反腐败的最高潮，这位皇帝为打击贪官而制定了无数残酷的刑罚，以震慑官员，使他们不敢轻易的伸出自己贪婪的手。对于已经贪污了的，那在皇帝面前基本上没有存活的希望。这种严酷的反腐措施即便是腐败猖獗的现今社会也望尘莫及。海瑞同志就十分的崇拜他这位偶像在反腐败方面所做的一系列的措施，并且一直努力的寻求恢复洪武时代的严酷刑罚以震慑他所处时代的贪官，可惜的是时代和政府中的文官阶层是不会允许他成功的。另外一点就是给官员的俸禄，明朝官员的俸禄过低一直被人诟病，起因就是这位洪武皇帝。由于从内心中对贪官的憎恨，朱元璋对官员有着极高的道德要求，如同我们现在有些报纸还在天真的称呼官员为“公仆”，朱元璋也在内心里有着官员本身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思想，所以他把官吏的俸禄定的极低，尤其是吏，他们的俸禄仅仅够一家糊口，真的把官吏当成“公仆”来驱使了。这种对贪污的打击和对俸禄的限制两面挤压的政策让明朝官员十分的压抑，洪武朝的时候的确遍地清官，但是当朱元璋在临死前取消了他之前制定的酷刑政策时，失去刑罚震慑的官员，苦于俸禄微薄，最终都往往有意识的开始贪污，这与朱元璋的本意的确背道而驰了，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再下来就是给农民政治权利。在专制社会里，除了皇帝，所有人都只能在皇帝的愿意的情况下分担到一点皇帝分出来的政治权利。朱元璋同样不例外，在保持他皇帝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的同时，他削减官僚的权力，大部分归于自己，小部分分给农民，在朱元璋的心目中，这已经是他自认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民主”。于是在洪武年间做官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情。比如，县官不得随意下乡，下乡要经过一定的手续批准才行，如果要联系某个百姓，需要传当事人，传了三次还不来的才有资格拘捕。因为朱元璋知道这些官员下乡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扰民，给农民带来更多的财政负担。这一点上很难说这个政策是好是坏，因为官员不能及时的了解民情，影响了行政的效率。不过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目睹过官员下乡敲诈百姓的恶行后，很自然的认为他所做的绝对是对百姓有利的事情。还有的规定比如百姓可以拿着《大诰》在受到冤屈而不能昭雪的情况下直接进京告状。这本朱元璋颁布的刑法条例可以作为鸣冤的通行证。这个政策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尽量使百姓家中人手一本《大诰》，也算是朱元璋对民间普法的一种努力，但是朱元璋没能确立法治为先的思想，而是在很多政策中推行德治，使得这种普法的努力效用大打折扣，这在后文中讨论。还有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就是如果在当地有官员横行不法，百姓一致对其有意见，可以将其直接绑缚来京交有司查明真相处理。这是一项很大胆的政策，也许朱元璋是农民的时候受到欺压便有过这样的冲动，于是将这样的想法变为事实，这些政策也的确有人执行过，有百姓就将自己的地方官员绑缚来京，在查明了这个官员确有贪赃枉法的事实后，朱元璋特别在皇宫宴请了这些绑缚官员来京的百姓代表以示嘉奖。不过这个政策的弊端也是在于对基本法治有破坏的作用。但是由于百姓能抓住地方官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这个政策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影响都不是很大。
　　
　　在把官员的权力限制到最低之后，朱元璋继续打击的目标就是地主和富商。由于自身思想局限性，朱元璋不可能知道提倡富裕可以提高人们生产的积极性这种市场规律，他所遵循的思想是努力创造一个均贫富的世界，因为没有大的社会贫富差异，那么就没有很大的矛盾冲突，他所统治下的社会就能安定的多。这些均贫富的努力政策在普通文人眼中显得过于残暴，因为朱元璋从上至下打击地主和富商的措施过于严厉。元代的商业比较发达，有钱的商人很多，这是第一批被朱元璋清楚掉的人，例如著名的沈万三同志就是这种均贫富的牺牲品。然后就是大地主，这里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前世代的地主，这些人在元末战争中迅速减少，还有一类人就是在明朝建立后产生的新地主。无论这些人新还是旧，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他们囤积的大量土地被国家没收，又重新分派给农民（是不是有点像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一场运动？）尤其是在建立明朝中立有功勋的新一代贵族。朱元璋杀功臣的主要目的是稳固他的皇权，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打击这些新兴大地主。人们最为诟病朱元璋的是他对功臣的屠杀，事实上这种行为虽然在人情上显得过于残忍，然而在客观上是有利于百姓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明朝建立后因为国家稳定而开始的一场新的土地兼并运动。朱元璋“均贫富”的主观努力的确为农民带了有益的效果，并在国家稳定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而言，长期上是有阻碍的作用的。不过好在朱元璋的子孙们并不都是农民出身，所以也不会像他们的先祖那样做这些努力，明中期后土地兼并重新开始，社会发展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官员和地主之后，农民另外一个负担来自军队，朱元璋很快将改革的触角伸向这里，但是和对前两者不同，军队是国家的基石，不是可以随便打击的，只能采取改革的政策。自给自足的军队供养是朱元璋心目中最理想的目标，他很快创立了卫所制度以完成这样的目标，并实行军队屯田，军士世袭等政策，努力把农民和军队系统分剥开来。事实上朱元璋的努力也初现成效，他曾经不无自豪的和大臣们说：“我养了200万的军队，却不多费国家一粒粮食”。但是对于卫所制度的好坏，历史争论已久，不过这种可以由军队来自给自足的政策，的确降低了士兵的作战能力，以至于明军在明末的单兵作战能力大大下降，明初依靠冷兵器把号称史上最强的蒙古军队一路赶到漠北的明军，在200多年后需要依靠火器来抵抗满洲骑兵的冲击，朱元璋这种军队自我供养的政策的确在其中起了很消极的作用。
　　
　　在对最底层农民的负担一个个解决后，接下来就是改造农民社会本身。对上层社会打击残酷的洪武皇帝，对底层社会的管理却表现出和平时性格禀异的和善，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他努力的试图以道德秩序来建立一个理想的农业社会，而不是他在上层社会推行的严刑政策。他以村为单位，推行里甲制度，这项制度最核心的内容在于农村的自治，乡村中的实际长官是由村民推选出来的有道德声望的长者，由他们来仲裁本村中所发生的产业，婚姻，争斗等等纠纷，传达朝廷的法令。村中会定期举行全村活动来论事及表扬近期有道德高尚行为的村民，并号召其他村民向其学习。老者们还要向村民们进行道德训示，并对那些行为不检的村民进行训责，如果这些人屡教不改，那就会以“顽民”的名义向朝廷申请将其充军。这样的自治社会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很容易想起一个词“乌托邦”，朱元璋对这种农村社会的创造的确有一些过于浪漫的空想在里面，在理论上，这样的农村社会的确是当时古人心目中的完美社会，即便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也可以挖掘出两个很有时代意义的进步行为，首先是基层的长官由选举产生（虽然这种选举可能不具全民性），其次，乡村的定期全民会议制度，这是很超前时代的两项创举。但是很可惜，正如黄仁宇在他的很多的书中一直的强调明代农村社会中法制观念的缺失，这两项创举没有建立在法制的规范之下，而使得他的进步意义并没有那么的明显。朱元璋曾经努力的普法以鼓励百姓用法律来约束官员，但是他对底层社会推行的却是德治，让人们认为的道德高尚的人来充当乡村长官，这就使的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中的评判标准是以道德为准绳而非法律，这在客观上就放大了道德的作用弱化了法律的影响，长久下去无法给村民建立一种法制的观念。由于传统道德观念实际上排斥进步思想，人们对道德的过于追求也使的自己本身的思维趋向保守。同样，这个“完美”社会与“均贫富”一样，有利于农民利益和国家稳定，却在长期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明中期后，土地兼并导致了乡村结构发生了异变，朱元璋苦心搭建的道德农村社会实际趋向于瓦解，虽然明朝人对于道德的追求依然强烈，但是大量的新思想的产生证明了城市和乡村的体制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朱元璋的农村社会看似完美（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还是后期产生巨大剥削的社会更加健康，因为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而朱元璋所做的只是人为的以美好意愿扭曲了社会的正常发展，当然虽然更大剥削的社会有利于封建社会进步成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无法苛求当时的古人就有这样的思想，作为一个皇帝能有这样的意愿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我们再来说海瑞，对于太祖皇帝的这些苦心孤诣，海瑞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为理解他的人。包括朱元璋的儿子和大臣们都对朱元璋这种政策偏向颇有微词，尤其是他在打击各种势力时所表现出来的严厉，被文人们理解为嗜杀，但是作为很多知识分子所崇尚的道德典范的海瑞却不这么认为，他极度赞成朱元璋的酷刑政策，虽然这项政策是朱元璋自己废除并在祖训中申明不再用的。海瑞的理解也许是太祖皇帝意识到经过自己的残酷打击，政治基本趋向于清明，国家需要文治，所以废除了酷刑。而他所处时代却是一个贪官横行的时代，于是他认为有必要重新拿起这条反腐败的利器。
　　
　　我们可以从很多行为中看出海瑞对太祖皇帝的崇拜，他把朱元璋提倡的各项原则奉为自己的金科玉律，对自己和身边的人要求近乎苛刻的节俭，甚至连一张公文纸的浪费都会加以制止。他重视农业社会，认为农业才是国家的根本，并极力希望社会回到传统的道德规范中去。虽然作为司法官员的海瑞处理过很多有名的案件而享誉历史，但是他本人其实和朱元璋很像，力图推行德治，天真的认为只要大家都回到遵循社会道德的规范中去，很多违法乱纪的行为就可避免。比如贪污就是因为官员们道德败坏而产生，所以需要加强这个社会的道德建设。
　　
　　总之，海瑞在为政期间所推行的很多措施，和前文中所列举的朱元璋的政策基本相似，当然他没有皇帝那样大的能力来改造整个社会，只能在微观上具体的某一些地方施行。明朝经过200年的发展很多当时的政策早已废除，海瑞重新实行起来有相当巨大的难度，受到了很多富绅的阻挠。而他重农而轻官的思维导致了在很多纠纷上，他打击官僚地主偏向农民，也为此结怨了很多人，最终他被迫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