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秘史：惩罪不顾及亲儿




    　　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杨天石教授推出的《近史探幽系列》，便是拨乱反正的佼佼者。他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蒋介石日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有的大量胡汉民晚年往来本刊函电以及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中发觉，在大陆以往的史学著作中“许多人物面目走形，许多事件云遮雾绕……离真理过远”。为了正确地阐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他穷源溯底，探奥索幽，大致已作出以下七项建树：



　　（一） 杨天石在《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引述了一九二五年广州沙基惨案后，蒋介石日记中书写的仇英标语总计近百条，诸如“英夷不灭非男儿”“汉有三户，灭英必汉”等。国民党发动省港大罢工使香港沦为死港后，一九二六年二月下旬，港英当局得英庭授权，决定提供一千万元借款用于改良广州市政，欲以此为饵，诱使国民党人结束罢工。

　　当时广州市长伍朝枢和孙科都愿接受英国条件，但蒋公坚决拒绝。同年一月七日，蒋会见美国记者时“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可见蒋之反对帝国主义并非只是一时热情。整个三、四十年代蒋介石日记一概称日本政府为“倭奴”“倭夷”；一九三一年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部特务牛兰夫妇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一年后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透过宋庆龄向蒋介石建议，以遣返被史达林扣留的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蒋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日记云“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交换亲儿……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区区嗣胤，不是撄吾怀也”，显示了他坚决反帝誓不低头的高尚品格。

　　（二）几乎所有的大陆教科书都称蒋公“消极抗日，积极□□”，但杨天石在《芦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一文中援引蒋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九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杨教授认定“蒋氏企图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大力建设西南，以之作为日后抗战的根据地”。

　　杨氏又指出早在三十年代初蒋公就一再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加快国防建设，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察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三三七四个，“这一切说明，蒋介石在认真地准备对日抗战”。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他指示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还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提出“航空救国”口号，购买飞机、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施防空训练；一九三六年六月蒋公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曰：“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作者认为这一切表明蒋公“以勾践卧薪尝胆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的准备……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