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毛泽东要逮捕胡风的决定，究竟是怎样做出的？这可能永远是个谜。
    毛在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者按语》的结束语，明明写着：“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这篇文字当写于5月13日之前夕，不会很久，这里还有“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这句话。这意思分明说胡风及其同仁是有“出路”的“人”，还不是“无出路”的“鬼”。而13日上午，即第一批材料发表的当天上午，周扬跑到毛泽东面前状告周恩来插手胡风一案，如上第三节“误区之五”所述，周恩来要《人民日报》就登错胡风稿而做检讨一事，是不是毛听了勃然大怒，对周恩来庇护胡风感到恼火，遂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警告周恩来插手太多，遂执意让胡风由“人”变成“鬼”呢？6月10日公布的“第三批材料”的第二十二条，“1952年5月7日芦甸给胡风信（自天津）”有句：“希望你早点写信给周，表示要来北京，要工作；他迟不回信，又写信催；他再不回信，就来京找他。”“材料”注：“[周]指周恩来同志”。毛的《编者按语》对这句话分析批判道：“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这里有没有给周“上课”：要“懂得”他们这一套，“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的意思？在向全国公开的文字里，对其批评的笔调大概只能点到如此委婉的地步了。是耶非耶？这就有待于档案资料的进一步证实了。
    “有人还听到胡乔木说，周总理看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后说过：‘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中宣部和统战部要注意这个问题。’”（黎辛：《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作为周总理的这个重要证词，也只是说说而已，其对诗人阿垅的被逮捕、判刑，乃至瘐死狱中却毫无解救作用。一年时间查清这个证词，确凿无疑，但因“钦定”谁也奈何不得。（阿垅送军事情报的具体情况，见王增锋发表于《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的《还阿垅以真实面目》：其一，通过上海胡风转送军事情报，由胡风、廖梦醒、张执一证明，并“从中央有关部门历史档案查出：1947年6月24日上海我党一秘密电台所发出的一份《蒋进攻沂蒙山区计划》的情报，与阿垅、胡风、廖梦醒、张执一等人所谈相符。”其二，是通过南京郑瑛供给军事情报，1948年11月12日、13日、18日，12月12日、29日共五次。这份材料留底存天津市公安局。由郑瑛、张棣华证明。其三，是通过杭行在胡风家中给上海地下党送了三批情报，由杭行、蔡炽甫证明。其四，是通过方然为浙江游击队送军事地图，由方然、蔡炽甫证明。由于阿垅提供的情报在质与量方面均属上乘，胡为周恩来所熟知。否则，周见第三批材料时，不可能脱口而出：“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
毛一旦决定，就要付诸行动。不过，胡风是刚刚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还要人大常委会办理一下批准的“手续”。
    1955年5月13日上午，毛亲口对周扬说“胡风是要逮捕”之后就作了布置：“这几天还要派人去看看胡风，稳定他一下。”周扬当即又对康濯做了如何“稳定”胡的具体安排。这天，《胡风日记》载：上午“区政府及军委工作组来量房子，要征用”，下午“听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晚“康濯和严文井来”。胡对此浑然不觉，天天依然练拳不断，对这一批又一批前来家中看屋、看望的“客人”仍以礼相待，蒙在鼓中，被“稳定”得很好。
5月16日晚饭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带领几个陌生人，来胡风家搜查。至17日凌晨1时半，胡风在家中被逮捕。公安人员继续搜查，大约天色将亮时分，胡风夫人梅志也被逮捕。
    据上述《周恩来年谱》载：1955年5月17日，“凌晨，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谈关于胡风问题”。现在未见当时会议纪要的档案资料，这次高层专题会议，对逮捕胡风以及胡风问题，究竟是如何决策的，无从知晓；但会议召开的时间，在胡风被逮捕之后几个小时，是可以肯定的。而会议的大致情况，似乎从下列两位知情人的文章中，可略知一二。
    胡风事件见证人之一的黎之，在《关于“胡风事件”》一文中说：“当时是否逮捕胡风高级领导层有不同意见。有人（其中包括一直主张批判胡风思想的人）不同意逮捕胡风，理由是没有可靠的证据，宪法刚刚颁布。最后还是逮捕了。有人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作家。毛泽东说，“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
    时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兼中宣部副部长、与胡风1949年前后有多次直接接触与交往的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说：“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胡乔木的这个说法是有佐证的：“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毛泽东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定了胡风为‘反革命’。”（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399页，1999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当年由中宣部派出参与审查“胡风案件”的、时任肃反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王康也证实了胡乔木的说法：“胡乔木还说，他对毛主席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后，担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王康当时对胡风案稍有不同意见，立刻受到罗瑞卿的呵斥：“王康！你这个意见是个坏意见！”（王康：《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5月18日召开人大常委会取消胡的人大代表资格，是在胡被逮捕后一天。在随后的5月至6月的黑色日子里，一场席卷全国各地的搜捕大批知识分子的风暴开始了。被捕的还有：北京的路翎、绿原、徐放、谢韬、刘雪苇、牛汉、鲁煤、杜谷、闫望、于行前、冯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贾植芳、彭柏山、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张中晓、罗洛、何满子、李正廉、顾征南、许史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天津的阿垅、鲁藜、芦甸、林希、李离……，南京的欧阳庄、化铁、华田、洪桥……，浙江的冀访、方然、孙钿……，陕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郑思、伍禾……，湖南的彭燕郊……，广东的朱谷怀……，辽宁的晋驼、侯唯动……，重庆的何剑薰、冯异……。能迅速提供这么一份全国各地胡风分子的名单，当非周扬莫属也。这些文坛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编辑、出版家、翻译家，还有高等学府及文化研究机构风华正茂的教授、专家、学者，被正式判刑的只有三人：拖到1965年11月，胡风在北京被判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9年又改判无期徒刑，收监关押）。1966年2月，阿垅在天津被判有期徒刑12年。3月，贾植芳在上海被判有期徒刑12年。随即在7月28日，中央宣传部查禁这些作家作品的《通知》下达全国。正如谢泳所言：从《通知》“开列的查封名单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歌颂新中国和抗美援朝的，译作也都是马列著作和革命文学，还有梅志的儿童文学”。“焚”了书又“坑”儒，所以毛直言不讳自比秦始皇；不过这里只是为更大规模的“焚书坑儒”做成了一个20世纪的样板。
    当时，胡风事件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并震惊中外的“运动”，究竟株连、触动了多少人呢？
    据1980年7月21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许多胡风研究专家，如万同林、戴光中等都认为，这是个很不完全的统计，并指出：胡风家乡湖北蕲春县中小学所有语文教师，就因胡风问题被停职审查了一年，而其中只有一个张恩是胡风的侄儿；除此之外，没有一位教师与胡风有任何关系。
    其实，就在这年秋天，公安部经过调查，上述那些构陷已完全澄清，汇报到中央领导“肃反”的“十人小组”。经研究，小组成员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决定：将此事压下，不上报毛泽东。倘若上报给一意孤行的毛，不仅难以改变既定之局，还怕有违毛的“战略”部署，自找麻烦讨苦吃。即使如此百般逢迎，他们两位也还是在劫难逃，十年后步胡风后尘，也被关进了曾经关押过胡风的秦城监狱。
    最近，2004年第6期《随笔》上刚披露的，诗人贺敬之当年因胡风问题被隔离审查半年，“审查中对我到延安初期在《七月》杂志发表两首诗和解放初期胡风为我出版一本诗集，以及胡风到北京后我对他的几次看望，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并结合我的文章和创作在大会上进行了全面批判，最后给了我党内严重警告（后改为党内警告）的纪律处分”。在此之前，外界无人知晓。这是党纪处分的例子，恐怕不属《复查报告》所指的范围之内。
    据贾植芳指出：“关于我的问题，甚至‘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在五七年也成为是‘反右’的一项内容，不仅有一批伸张正义的教授们为此落马，连一些平时与我接近的学生也没有逃过。在五四（笔者按：‘四’字应为‘五’字之误）年我出事以后，我教过的五四、五五两个班学生也成了清查对象。”（贾植芳：《狱里狱外》第155页）幸好，毛鉴于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在1955年6月3日，由陆定一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中，特别交代了：“在中学生和小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否则，其株连数目更难以想像。”与胡风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一起“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冤案。潘汉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江苏宜兴人，在北京开会期间，于1955年4月3日夜晚在所下榻的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连市长陈毅都不知情。与潘汉年有兄弟关系的南京大学校长潘菽、在武汉的新华社湖北分社任社长的潘梓年一度遭株连。一时间，弟兄三个“反革命”竟在上海、南京、武汉三个长江重镇“窃据”高位的传闻，沸沸扬扬！正如毛在6月15日的胡风材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通过胡风事件，“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195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处理“胡风反革命案”的五人小组。7月，五人小组又发展扩大为中央“肃反”十人小组。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由胡风事件转入了“肃反”运动，整肃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类知识分子。至1956年底，“肃反”运动一共查出8.1万多名“反革命分子”，有130多万人交代了各种“政治问题”。（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转引自万著第321页）由此可见，胡风事件演变为政治事件后，具有前此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所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对于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客观上所起的负面的“推波助澜”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六
　
    历史怎能这样任意涂写？
    其实，在胡风事件发生后，中国并不是个完全意义上的“无声的中国”，在当时就有人发出了“胡风不是反革命”的声音。敢说“不”字者，除高层有过那异见的声音之外，中层和一般知识分子也曾经表达过不同意见的声音，意义重大。虽然微弱，但这不屈的声音的存在，在那个年代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不屈的声音之所以可贵，因为它是正义的，它是属于人民的，它是属于历史的。任何悠长的岁月都改变不了人民和历史的法则。
    胡风长子张晓谷在《没有忘却的记忆》中曾提供一个情况：“父亲还没有平反时，大概是1979年初，我所在单位一个原来军宣队的同志告诉我，他的一个老战友1955年在公安部工作，参与‘胡风集团’案调查，没过多久就得出结论：证据不足，不能定为反革命。报告送上去，最终的批示是：‘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此人也就调离了公安部门。”这里所说的“送上去”，大概也止于中央“十人小组”，与上说恰好吻合。
    1955年5月25日，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有700多人参加的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大会，翻译家、美学家吕荧只身一人登台为胡风辩护：“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话未容说完，就给扯下了台。此事，经毛在按语中点名，故很闻名；但绝非“六亿一人”。
    几乎同时，即第二批材料公布后，钱锺书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见《随笔》2005年第1期第43页，原载高教部《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第52页）当时一个名为何国芳的人在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汇编了一个资料。该材料指出：“在普通知识分子中，还有少数人公开表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对的，认为对胡风的斗争太过分了。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孔另境在讨论会上说：‘现在发表的批判文章千篇一律，没有超过林默涵、何其芳的论点。’同时他又说：‘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早就被胡风驳倒了。’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田地说：‘我过去对胡风派的诗很感兴趣，现在也还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如有人能写出文章批倒胡风文艺理论，有创作出来的诗那我就服了。’”“有些大学教授口头上说胡风思想不值得批判，实际上有对立情绪。如复旦大学有些教授、讲师说：‘这样一来反而抬高了胡风。我们有资产阶级思想，可是没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该校外国语文系教授全增嘏（原文误为“暇”字。笔者按）说：‘胡风思想很混乱，没有什么道理，不值得批判。’外国语文系林同济教授说：‘胡风思想只能影响那些文化程度低的人，我们从封建社会来的有抗毒素’。”（见《内部参考》1955年102期第49页，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辑，北京。转引自谢泳：《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从一份被遗落的文档看中国的政治文化》，2003年第1期《黄河》）
    仅以上几个事例可以证明，当时敢于在不同场合表示异见者，不认同胡风是“反革命分子”者，应该说还是大有人在的。不只是胡乔木、王康，至少还有这位公安干部、吕荧、钱锺书、孔另境、田地、全增嘏、林同济数人，否则，胡案的平反便失却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了。
    1955年“肃反”和1957年“鸣放”期间，对于刚刚发生的胡风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强烈反弹的势头，绝不是偶然的。仅据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编缉的《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和复旦大学校刊编缉的《毒草集》和《明辨集》中，因“胡风问题”愤愤不平而被打成“右派分子”者有：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新闻系学生潘俊民、朱维民、韩洪棣，计划系学生韩枫，财政系学生陈祖武，历史系学生张艺文、蒋济良、张可治、刘平、杨汝栩、朱福荣、罗旭畅，计划系讲师朱澄平，历史系讲师章起，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佟骏，新闻系译员徐京安，档案系助教马馨，出版社编辑曹达夫，该校职员濮仲文等人。该书还收录了清华大学s.c，北京钢铁学院章萼航、徐涤如、贾恩光、卢一安，四川大学龚鳌、潘英怀、郑尚可、冯元春，北京矿业学院洪念祖，山东大学杨学孝，同济大学张雅微，北京大学崔德甫等人。（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第302页）
    复旦大学王恒守教授在“肃反”时提出：“我过去以为胡风是党员，共产党分两派，两派争权，胡风不得势，后来探知胡风不是党员，我想共产党好比是和尚，胡风好比是居士，居士虽不出家，本领不一定比和尚差。”张孟闻教授：“贾植芳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思想问题。”“虽然，我对贾植芳不认识，但可以肯定，他不是政治问题。尽管你们这样说，我不这样看的。”（转引自贾植芳：《狱里狱外》第154页）
    这自然是很零星的记载。据我所知：鲁研专家闵抗生教授当年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也因胡风问题在一次鸣放会议上作了公正而客观的讲话，就被作为“右派分子”处理了。吴奔星因《茅盾小说讲话》由泥土出版社出版，而遭软禁两星期。这就无须再一一列举了。
    当时中国有50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达55万。当然，包括这些未出校门而因胡风问题殃及的莘莘学子，还有许多这里列名与没有列名的、敢于仗义执言的大学教授们。
    其中林希翎为胡风辩护的“右派言论”具有代表性。她说：“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他把自己的纲领提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呢？”“总之，从三批材料看，不能说明胡风是反革命。”“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这个认识，与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结论，完全一致：“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不幸的是，这个“右派”林希翎的“反动言论”，比“复查结论”早了23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的《通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但是，好在历史的结论，还得由人民来书写，这不是任何违背人民的意志所能决定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