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对于胡而言，是不愉快的。但是接踵而至的不愉快，则使胡一步步陷入层层叠叠的痛苦郁闷之中。但胡也是坚强的、豪迈的、欢快的。在1949年开国大典后，他即天才地写下了“时间开始了”，气势澎湃地呼唤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首长诗在刚刚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激动了那个时期的许多激进青年知识分子。胡风说：“发表后，惊住了一切人。”当然，不包括大量仍存在着的、处于中间状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实际上是什么“时间开始了”呢？历史的实际走向，与胡缺乏深厚历史感的预期是大相径庭的。不是历经无数苦难后的中国，走向科学、民主、繁荣、昌盛的“时间”开始了，而是十月革命后在苏俄曾经经历的、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继续革命”将在中国展开的“时间”开始了。
    此刻的胡存在着好几个误区。
    误区之一：1949年开国大典后，11月20日，诗人胡风在8月1日刚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乐颂》，对毛的礼赞应该说是真诚的，邵燕祥对此解释“诗难作伪”。长诗近五百行，占据整版整版的篇幅，毛不大可能看不到或不知道，但毛对此并不领情。因为有个显著的事实，似为许多研究者所忽略，紧接着的长诗第二乐章《光荣赞》就不能继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而被挤到《天津日报》上去了。接下来合计长达四千五百行长诗的五个乐章《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安魂曲》、《胜利颂》的出版就遇到了麻烦，只得先后由上海的海燕书店、天下图书出版公司两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几乎都是胡自己操办，“组织”并不沾边；而批评长诗的文字却接踵而至，搞得书店积压卖不出去。照说歌颂中共及其领袖、革命及其历史、人民及其英烈的作品，在这举国欢腾之际，按照常理是没有人敢从中作梗的，也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但毕竟还是发生了。解开这个误区之谜，还是鲁迅这句话说得透彻：“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隔膜》）据1949年12月14日《胡风日记》：“和胡乔木通电话。他不赞成《光荣赞》里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误区之二：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周扬的一手遮天。1953年1月、2月，《文艺报》连续发表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前者由《人民日报》转载），但胡不仅没有任何检讨，也毫无妥协之意。胡始终认为，是周为了30年代文艺理论论争与“两个口号”论争的恩恩怨怨，而对自己泄私愤图报复，甚至相当主观地认为，机械论统治中国文坛20年的局面都是由周扬造成的。
    误区之三：1954年2月，真是无巧不成书。此刻万般无奈而又郁闷的胡风，读了报纸上公布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实这是中共解决了“高饶集团”并未点名批判高饶的决议，其中有刘少奇在全会上不点名严厉指责高饶的内容：“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这里所指“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的措词，原指高饶，当然也带有普遍性，而胡联系到自己总是受周扬挤压的实际，把周扬拿来对号入座，越看越像是指周扬；以为是解决自己与周扬矛盾的最好时机来了。胡风遂于1954年3月至7月，在北京与外地的十多位同仁的配合协助下，三个月足不出户，全力以赴地写成《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即著名的《三十万言书》。7月22日，通过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递。在这份《三十万言书》中，以天下为己任的胡风，对林文、何文进行了酣畅淋漓的反驳，并把矛头直指文艺界领导人周扬，还对文艺工作如何运作，踌躇满志地发表了意见。当次年1月14日胡向周扬提出，不要公开发表《三十万言书》，他还要修改时，已经由不得他了。这正应了“一字入宫门，九牛拖不出”的古训，何况三十万言呢！
    误区之四：1954年10月16日，毛就《红楼梦研究》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写信，严厉批评“大人物”压制“小人物”，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修改并定名的、以袁水拍署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批判《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时，政治上幼稚而又主观与过敏的胡风，以为是自己的《三十万言书》中对《文艺报》的批评发挥了作用；况且胡在此之前早就称，阿垅、路翎是受《文艺报》压制的“小人物”，其措词与毛不谋而合，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呢。于是在10月31日至12月8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胡风两次发言，把受《文艺报》压制的路翎、阿垅和受《文艺报》压制的李希凡、蓝翎，都作为“小人物”的新生力量联系起来，向《文艺报》的上级主管人周扬猛烈开炮。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修改的、周扬在会上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第三节《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把批判重点转向胡风。胡到这时才提起笔来写《我的自我批判》，但已经迟了。1955年1月24日，由毛签发的《关于组织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中已决定：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风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第308页）
    误区之五：胡三四十年代在武汉与重庆先后办《七月》与《希望》杂志，周恩来在道义与经费上都曾给予支持，甚至通过郭沫若在第三厅为其安排工作，帮助解决生活待遇问题；即使1949年后，胡风也还保持着与周的通话渠道。按理说，在民主程序健全的情况下，位居第三位的周是有相当发言权的。其实，据有关历史资料，在延安整风后，确立了毛的绝对领袖地位，周对毛早已只有臣服的份儿，失去了共事的“同志”关系。胡对毛、周的实际关系的了解并不真切。周对胡保护、支持的空间是非常狭窄的，已与重庆独当一面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周虽然对胡多次说过，有什么意见，可以写给中央参考，也只是一般反映情况之类的意思；而周同时也多次告诫胡：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这来自周亲身体验的话胡竟听不进去。政治底牌似未必透露给曾领导过胡的周公。一个明显的例子，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布《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即第一批材料的同时，也发表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当天，周接到胡风电话，胡说《人民日报》发表的《我的自我批判》，是第二稿而不是定稿的第三稿，“这里面肯定有鬼！”胡的稿子原是交《文艺报》发表的。周马上打了两个电话，先给管《文艺报》的周扬，后给管《人民日报》的邓拓，核实清楚后，指示《人民日报》既然搞错了，要发篇检讨。邓拓决定照周恩来的指示办，并责成经手人袁水拍起草检讨稿。袁求救于周扬，周将袁水拍、林默涵、康濯邀至家中商讨对策，感到棘手。结果，周扬决定绕过周恩来，直接去请示毛。周扬领了最高指示回来后，即向在周家中等候消息的袁、林、康宣布：“主席说，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反革命了，就以《人民日报》的稿样为准，要《文艺报》按《人民日报》的重排。”周扬还向《文艺报》的康濯透露一个“秘密”：“主席讲，胡风是要逮捕的。”（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1989年11月4日、18日《文艺报》）周扬轻而易举地把周恩来的“指示”给予纠正，恐怕连给周恩来的招呼都可打可不打了。而周恩来对胡风三天后的5月16日深夜，即17日凌晨，将被逮捕的“机密”还不知情。否则，他去发那个要《人民日报》检讨的指示有什么必要呢？这绝不是这位以干练著称的政治家所为。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5月17日，“凌晨，到毛泽东处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谈关于胡风问题”。此刻的胡风，已经在几小时之前，进了班房了。
    误区之六：胡在重庆文坛上声誉颇隆，已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戴光中：《胡风传》），这些桂冠对胡而言是荣耀的，也是胡在中国文坛从事文艺批评工作，积十多年辛劳与奋斗的结果；然而，也是以胡的狠劲十足的文艺批评得罪许多作家为代价的。在民主健全的国度，这是不可能成为文艺范畴之外的任何问题的。但是，在中国则不然。尤其是“鲁迅传人”的称号，负面效应可能更大，虽然胡一般并不以此自称，但一旦较量起文艺论争，他都难免表现出浓厚的“鲁迅情结”。胡认为“董事会”即中共政治局内对文艺问题不懂都是外行时，其实，他自己却也并不懂“董事会”对文艺问题的运作与判断，将是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经验，并根据巩固政权的“利与害”的需要作出政治功利主义的决断，是不可能着眼于文学理论的“是与非”与艺术问题的“美与丑”的。对这个政治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绝对垄断，是绝不容许任何人插嘴的，包括周扬；苏俄搞了一个高尔基，中共搞了一个鲁迅，这两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虽然被尊崇得好像“圣人”似的，但是他们从文学艺术规律出发的文艺思想并未被接受。其实，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得很分明：“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我注意到第一次文代会纪念文集的扉页上，有个毛、鲁侧面头像向左重叠的文代会的“会徽”，在胡及许多文化人看来，鲁独尊于文艺乃至文化界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一般容易忽略，这个被独尊的“鲁”也将是按毛的为了巩固政权、继续革命、不容“破坏统一”的需要而被“改造”的“鲁”。毛为了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完全驾驭对鲁迅的诠释权，决意摘掉胡这顶十分令人注目的“鲁迅传人”的桂冠，是迟早的事。
    此时，看到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公报的、处于兴奋状态中的胡风，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个思想没有被“改造”好的人，完全忘记了对这十多年来发生的这一系列“不愉快”的根由的深层思考，他也完全忘记了颇有行政经验的彭柏山的忠告：“人家当家，要错也错下去，发现了以后再来改，不要别人插嘴的，所以有人说你杞人忧天。”他也完全忘记了对鲁迅有独到见解的贾植芳的提醒：“我们和鲁迅不同，鲁迅懂得中国历史，我们却不懂。”其实，当年胡风在鲁迅身边时，对鲁迅1934年发表的那篇《隔膜》确实没有完全读懂，或许没有在意。鲁迅说得很分明：“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
    胡风的“糊涂”，是一个性情中人的“糊涂”，也是耿介文人的“通病”。用鲁迅的话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怨”，“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这里借用王元化的一句话，似乎可说得更清楚些：“近读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谈到和与介问题。无邪堂认为，必须接人以和，持己以介，和与介是并行不悖的。又说‘己介必以介责人，则触处皆荆棘矣。’”（王元化：《记任铭善先生》，2005年2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这是个很高的道德规范，王先生是用来分析一生坎坷的他的老师任铭善的。其实，移用于胡风，我以为也未尝不可。
　
四
　
    毛之所以高度重视胡风一案，不在于胡的地位高低，当时胡只是拥有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人大代表等几个虚衔，连具体的工作岗位都没有确定，充其量是个作协驻会作家；而在于他讨厌胡对马克思主义词汇的“班门弄斧”，且在文学界又有一定影响力。毛就要把胡认定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有了这只大口袋，不愁今后还会有地位更高、影响更大、人数更多的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还有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反革命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党内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要陆陆续续装进这个口袋里的。因为，这个从内部挖掘政治上敌对者的资源，反过来说陆续给敌对者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以置于死地，将成为今后继续革命的主要方略与基本走向。从这个角度理解，胡案之所以被毛捕捉，而亲自挥毫动笔，并居于第一线位置直接部署指挥不是偶然的，但必然性往往寓于随机性之中。
    “后院失火”使胡风事件发生了第一个转折。舒芜是胡风40年代在重庆办《希望》杂志时的重要撰稿人，曾因发表被延安认为是和整风运动反主观主义相对抗的《论主观》、《论中庸》，招致延安不满，搞得满城风雨。1949年后，舒芜不甘心于广西南宁当中学校长的工作，曾请托胡风帮助调动工作，胡经努力未果。舒芜1952年5月25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顺应思想改造潮流的文章，很快引起北京重视，即由《人民日报》于6月8日转载并加编者按。舒芜从胡乔木执笔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的：存在着“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的严厉措词中，看出了自己可能上调北京的价值所在。不久果然调北京工作，如愿以偿；从另方面说，则是北京对久久不降服的胡派一次成功的分化。同年8月中旬，舒应邀往北京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途经武汉时曾踌躇满志地对曾卓说：“北京拿胡风没办法，要我去开刀。”同年9月25日，《文艺报》发表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文艺报》在该文编者按中进一步指出：这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其实，路翎这几年创作了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在读者中口碑颇好，却因是胡风同仁的关系亦时时受压。但这封公开信把矛头指向路翎，则是被用来对胡的“敲山震虎”。
    1955年春天，舒芜交出了一批胡风给他的信件，胡风事件发生第二个转折，形势急转直下，已完全不可收拾。随着《人民日报》公布由毛亲自撰写按语的三批材料（5月13日、5月24日、6月10日），胡风问题已经由“胡风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而成“胡风反党集团”，再由“胡风反党集团”而成“胡风反革命集团”。
关键性的第三个转折是毛于6月8日决定：“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致陆定一、周扬》）6月10日，毛在第三批材料公布编者按中说：“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这就把第一、第二批材料的“反党”性质的胡风问题，向政治性质推进；从而把此刻已被逮捕的胡风及其同仁们推进“反革命集团”的深渊以坐实，胡风一案则被“做”成了冤案；从而在这个冤案的基础上，把“文章”向“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顺势“做”过去。胡风事件成了不可替代的过渡和桥梁。毛对桀骜不驯的、在文艺上有一定能量的胡派的斗争，断断续续十多年，用毛的话说，“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在毛看来文艺理论没有什么好争论的，《讲话》已经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经典，问题早已解决，不必与之再纠缠了。毛认为，胡反周扬、反《讲话》，实质就是反毛本人。其实，胡并无从政治上直接反毛的言论。
    毛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藉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
    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了马力，仅毛亲自撰写序言和按语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的小册子，全国就印刷了700多万册；那本以妖魔化为能事的漫画小人书，估计不下千万册之数。我记得，这本连环漫画小人书，当时的城市居民是挨家挨户散发的。当时，迅速出版投入运动的书籍还有：《胡风这个反革命黑帮》（新知识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华岗编写，新知识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北京大众出版社）、《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面貌》（湖北人民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嘴脸》、《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民出版社）、《胡风黑帮的灭亡及其他》（王若望著，新文艺出版社）、《讨论胡风文艺思想参考资料》第一至第五辑、《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及其《续编》（作协上海分会）、《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第一至第六集（作家出版社）、《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报刊资料索引》（山东图书馆）。这里所存录书名，恐怕现在许多大图书馆甚至出版社本身都未必再予收藏，这些书已成了稀世文物与古董了；其内容与印数就不必去说它了。但当时的阵势，则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