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归去来兮

第33节 “爸!”“妈!”——

耶鲁大学学生,曾经在哈特福德高中比赛演讲的黄开甲,曾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拉夫人。这封1882年1月28日发自上海的信,让后人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了“留美幼童”回国后的景况——
        

亲爱的巴特拉夫人:

我自觉现在情形较好,也比较复原了,故可以给你写信,虽然乏善可陈。

我感染了“上海热”,躺在床上5个月,时时都想写信给你,可是手连被褥都拿不起来,故实无法提笔。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听听我们回到宽大祖国的不幸遭遇。

你一定惊愕,我们备受祖国政府苛刻待遇的事。可能你已经风闻此事,但我愿意重述经过,立此存照。

当我们乘坐的“日本号”溯江而上,我们第一次看见上海,但我们只能停在吴淞,因为退潮时,船无法通过浅滩。

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水草越来越清楚,想象中的欢迎仪式,使我们越发激动。船头划破平静黄色的水波,当靠近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码头上,有手推车人力车的苦力,为争生意,指手划脚,吵闹喧嚣。

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是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连平庸的中国人都不如的笨伯。他不雇用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程迟缓,使我们再度暴露在惊异、嘲笑的人群中。他们跟随我们,取笑我们不合时尚的衣服。我们穿着旧金山中国裁缝的杰作,很难被时髦的上海人看上眼的。

有些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而过。在中国士大夫眼中,这都是丢人现眼的事。

通过法租界,进入中国的地段。如果你想找到乐园,又有似地狱般的区域,你该来此看看。那污秽加上多中臭气熏天,那种泥泞不平的石头路,使人难行。

我们蹒跚而行,诅咒这些厄运,冷淡的接待,愚蠢的承办人。还有我们穿的中国式布鞋在打脚,使脚趾都拧在一起。总算到达海关道台衙门,是一座面对黄浦江的大楼,比较清洁而通风良好。

点过名后,我们享用了一份简单的晚餐。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如用西方人的想象,是不能形容这称为学校的地方。你可能读过土耳其人的监狱,或者“安得生维尔的梦魇”,但与此地相比,他们是太幸运了。

让我用我的秃笔,来形容荣归故国后现住的“监狱”。如果力不从心,你也可以想象此地有多糟。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中国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坎,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笼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

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曰是对我们的招待。

只有睡觉,似让死亡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但现实之残酷,在梦境中却与过去的欢笑糅合起来。

对于正想要合上眼皮的人,我想他们一定再度回味到太平洋彼岸愉快的时光。曾在亲切的监护和指导下,引导他们走向正义之路,明白做人之道。有可爱的声音教他们念“主祷文”,有和蔼的微笑经常迎接着他们,他们一定再度幻想重游我们的母校,耳中再度响起“朋友”及“离别之歌”的音符。

晨曦凉风,使我们回到冷酷的现实。一天过去,我们仍被禁闭此地。时值中秋佳节,许多父母亲友已备佳肴美酒,期待与他们万里归乡的子弟团聚,可是那种温情被剥夺了。不许我们外出,等着去向上海道台磕头请安。

经过四天的抱怨和不满,我们终于可以见到上海之最高官吏。三个人一列,由兵勇围绕着,我们又步行经过那些看热闹和奚落我们的人群。

穿过堆积如山的垃圾走进道台衙门,面前是一个古老虫蛀的大楼。生锈的刀剑,及老式的前膛炮,那些吸食鸦片的士兵和仆役的奇模怪样。对我们而言,我们习惯东方野蛮人的形象,实无法接受这种窳劣散漫,不能原谅的松弛现状。

真荒唐,道台赚一万到一万五千两银子,合美金两万到两万五千元的正式薪俸,加上各方的奉献,却不能使他的官署装修整齐。

在久等及延宕以后,我们终于被领进,跪伏在道台大人堂前。他向我们答礼,要我们按赴美先后分批站立。在询问我们学业成绩后,他下令每天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我们可以由“看守所”自由外出。……
        
两天以后,黄开甲搭上英国轮船“露西塔”号去了香港。经香港,他回到他的故乡汕头。到达汕头那天,父母都未得到消息,因为中国邮政不佳,一周前寄的信与他本人同船抵达。

黄开甲能找到他家的住处,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已完全生疏了当地的方言。他的父亲在汕头海关任通译,是政府商务上的重要职位。经由一位英国商人的协助,才使海关人员知道他找谁。几经周折,他被海关的带到一座深宅大院前,那里住着他分别九年的父母。
        
轻叩门环无人理会,最后用力捶门,倦眼惺忪的仆人才开门,时已十点半了。

仆人态度不佳,他认为我是来求情的可怜人,而且不许我进去。我听得懂他说我父亲九时起床,十点才接见宾客。我急于见到近在咫尺的双亲及家人,但那仆人坚持我必须等待。我用尽一切语句,甚至指手划脚的哑语向他求情,他仍无动于衷。

当我一切失败后,我突然忆起世界上无论野蛮人、文明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叫双亲“爸”、“妈”,因此我开始大叫起来。
        
“爸!——”

“妈!——”

这是黄开甲的呼喊,也是所有“留美幼童”面对故乡亲人时的呼喊。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倾吐,所有的委屈和无告,都在这呼喊中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