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归去来兮

第29节 召回(1)

当容闳与陈兰彬、吴子登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中美关系恰好发生微妙的变化。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美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此事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中国劳工和当地美国人及其它国家劳工的生存竞争,被政客利用,煽动起要求废除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限制华工入境的种族歧视运动,一些地区甚至发生反华暴动。只是由于美国东部政治家大多主张对华友好,留美幼童暂时置身“避风港”中,但留学事务局却因此命运莫测。

1880年12月17日(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呈递奏折,向驻美留学事务局射出了利箭。

“御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种官职,专司检举揭发。它是皇帝的工具,可以纠弹贪官污吏,也可以制造有利于最高统治者的官场政争。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不知挨过多少御史的参劾。李士彬的奏折,严词指责福建船政局和出洋留学事务局。他指责福建船政局滥竽充数,大家虚糜。这位完全不懂工艺设计的御史,指责造船学生在学画画,不务正业。又指责出洋留学事务局:“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忘’等语。”御史的奏章无须证据,听到传言就可以参劾。

据容闳回忆,吴子登到哈特福德后,对留学事务局的一切吹毛求疵,把种种诋毁幼童的传言传回国内。陈兰彬在一个奏折中也提到,1880年12月,吴子登到华盛顿向他告状,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

李士彬呈奏当日,奉上谕:有人奏,洋局废弛,请饬严加整顿一折,着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

皇帝严厉的圣旨刚刚下达,封疆大吏们还没来得及调查复奏,春节后,吴子登决定自带二、三十名幼童回国,被李鸿章复电制止。吴子登在上任后曾多次写信给李鸿章,“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应裁撤”。但事到临头,他却担心裁撤人多,怕“有不愿回华者,中途逃脱,别生枝节”,所以准备撒手不管。

李鸿章心情矛盾。他明显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幼童未能进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使他的初衷大打折扣;美国西海岸排华使两国关系转入低潮;而他的洋务事业又急迫需要人才……。1881年2月20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给陈兰彬的电报说,吴子登恐怕难以久留,又没有人代替,“如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但几天后他接到美国各大学校长和前总统格兰特的两封来信,又对“裁撤”深深犹豫了。

这是容闳为挽救留学事业作最后抗争的结果。当他感到吴子登威胁留学事务局生存时,立刻向推切尔牧师求助。推切尔牧师等人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Porter)手笔的这封信称: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他们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增光。他们虽然年少,却都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关系祖国的荣誉,因此谨言慎行,过于成人。他们的良好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则日趋融洽。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这封信指出,各大学对中国学生毫无歧视,他们经常邀请留学事务局的监督到校参观,可是监督轻视其事,从不接受这种邀请,连代表也不曾派。各位校长严正否认“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他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

推切尔牧师的日记记载:“那天一早,我们到达纽约第五大街的旅馆,收到格兰特将军的礼貌接待。他对中国之希望及困难,滔滔不绝地发表不少真知灼见。时而问些问题,但多半由他发言。最后,他同意写信给李鸿章,请求保留留学事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