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9-03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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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哦！新大陆

第17节 “孩子们，睡觉的时间到了！”

“留美幼童”李恩富得到了平生第一个“Kiss”——一个美国母亲的吻。

“我运气真好，被分配到了春田一位和蔼可亲的女主人家中。”他在自传里写道：“当我被指派给她时，她把我一下拉进怀里并吻我。这一举动惹得其它男孩哈哈大笑，弄得我面红耳赤，因为那是我自出生以来得到的第一个吻……”

护送幼童的官员祁兆熙，在日记中也记述了“外国先生接踵到寓，来接诸生”的情景。那是一个星期天，早餐后，接待幼童的美国家庭的主人——有男有女——纷纷前来，容闳和他们逐个见面交谈，拜托一切，然后，让两人一组的孩子谒见他们的家庭教师,随即，孩子和他们的美国“家长”乘上马车。祁兆熙“奔走其间”，对幼童一一训勉，不觉黯然神伤；一些孩子在告别这位官员时也落下了眼泪。毕竟，三万二千里“同舟共济”的印象太深刻了。祁兆熙感到宽慰的是，美国人都那样喜欢中国的孩子。他看到两位女主人，脸上浮现着“亲爱之情”。

李恩富回忆：“我们初次在美国主人家中露面的情景，一定让他们觉得非常有趣滑稽，因为我们全部中式打扮，拖着小辫子，穿着缎面的鞋子，戴着小缎帽，丝制长袍，外套白色亚麻褂子。”

在麻省西部山区的李镇（LEE），教堂助祭海德（Alexander Hyde）家来了两位中国幼童。当他们身穿锦缎长袍出现时，全镇为之轰动。这两个幼童对村子里的牲畜和家禽格外有兴趣，一个酷爱养鸡，一个喜欢和邻居的小猪逗乐。这个头戴瓜皮帽、脚蹬厚底布靴的小家伙，有一天追逐着一头小猪奔跑不息，镇上的人们则像观剧似的大笑不已。

在康州哈特福德，巴特拉（David Brtlett）的家庭住过多名幼童，包括后来做了清政府外务大臣的梁敦彦、天津北洋大学的校长蔡绍基和开平矿务局副局长的吴仰曾。对中国幼童来说，巴特拉家庭的几位女儿都像是可亲的姐姐（她们中有两位在1911年应梁敦彦之邀曾到中国访问了一年）。吴仰曾回忆，她们中的玛丽（Mary Bartlett）是一位纪律非常严格的人。当幼童们进餐时刀叉拿得不对，她会立即纠正。晚上九、十点钟，幼童们仍然在阁楼上说笑时，她会在下面学着大人的腔调喊道：“孩子们，睡觉的时间到了，不许再说话！”

第三批幼童的带队官员祁兆熙带去了自己的儿子祁祖彝。在完成任务准备回国前，祁兆熙乘火车到South Hadley Falls小城看望住在Moore家的祖彝和另一名幼童朱宝奎。祁兆熙写到，老师家种有许多苹果树，他们每天在那里“畅吃苹果。”老师家住在山上，有八、九间房屋。家中有四人，女老师姊妹两人，有一年近六十的母亲。四周没有邻居，屋后就是果园，“依山傍水，大有秀气。”祖彝告诉父亲，“自到馆，目见不满二十人。”父亲说，读书就要到这样清净的地方。孩子们到达的那天，女老师为他们整理衣箱，分书桌，桌子有很大的抽屉。两人同睡一个很大的床，床上被子枕头齐备。晚上等他们睡下之后，女老师给他们关灯，还给他们的洋布手巾缝边。

祁兆熙发现，儿子到美国人的家里才短短几天，和主人用英文交谈已很熟练。
      　　   
说到学习英文的方法，幼童李恩福回忆，刚开始的时候，主人要求他们通过实物的方法学习英文。比如在饭桌上，让他们学习各种食物的名字，如果记不住某道菜的名字，就不能吃那道菜，用这种办法学习，英文进步速度实在惊人。

以幼小的年龄出现在新英格兰的土地，幼童们像一块块被扔进水中的海绵，吸吮着身边的一切。同样，这些来自东方的孩子出现在康涅狄格河谷，同样给美国人带去了有异国情调的新鲜神秘的空气。

哈特福德城的卡普隆（Capron）小姐和中国幼童年龄相仿，她的家和中国教育使团在同一条街上。中国教育使团的专员陈兰彬搬进了家隔壁南面的那套住宅。全部随从有两名老师，厨师，洗衣工，男仆，裁缝和秘书，也曾有幼童住在那里，两家仅隔着一道栅栏。

卡普隆小姐回忆：
      　　
我们总是冒冒失失地坐在圆形的木栅栏上，玩着最喜欢的游戏——教一位中国洗衣工英语单词，他将洗衣盆从地下室搬到了草地上。尽管我们的距离伸手就能够得着，但我们还是大声喊着每一个单词，感觉这样可以更好的让他记住。他脸上笑得像朵花似的，并跟随我们重复着每一个单词，当他发不准“R”这个字母的时候，我们一边笑一边又大声叫了起来。
      　　
卡普隆记得，她的新邻居总是穿着一丝不苟的丝制中国长袍，而她和她的邻居孩子们如果想要找一些什么让他们开心的事情，首选就是去按响中国邻居的门铃，而他们总是被很有礼貌地引进房子。这所房子尽管外观建筑和大小和她家的一模一样，但里面的陈设却大相径庭。没有椅子，墙上挂着巨大的挂毯、版画和其它一些工艺品。在起居室的东北角摆放着孔夫子的像和一个神龛。

中国人住的地方，对于一个美国孩子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在前门台阶尽头是门厅的壁橱。在我们家，这里是用来挂衣帽的，但中国人家里这个地方却装满了盒子，盒子里面是干果和糖果。我们总是被非常正经八板地领到楼上，每个人都分到一块糖果。糖果真好吃，因此我们经常来。我们总是得到友好的款待，从来也没感觉不受欢迎。
      　　   
1874年，哈特福德城的中国幼童收到从国内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装满了各种吃的，其中有一种在哈特福德人看来非常奇异的小饼干。收到包裹的孩子非常慷慨地请他的美国朋友一起品尝。但是却没人敢张嘴尝一尝，或许是害怕，这些来自中国的奇异小饼里面有什么东西不利于美国人的胃。

美国的东西，也有中国幼童不敢尝试的。李恩富回忆：
      　　
星期天到来了，午饭后，女主人叫我们做好准备去主日学校，那时我们只懂一点点英语，只听见‘学校’两个字，心想，糟了，星期天还要去学校。我们收拾课本准备出发，结果我们的监护人使劲向我们表明不需要带书本。我们就空手出门了。等到达‘学校’后，和我住一块的伙伴嘀咕到，‘这是一所教堂，’。我们仔细打量了一下，发现里面的人正在起立唱歌。

是教堂！教堂。我们一边嘀咕着，一边以你能想象的最快的速度冲出教堂，直到回到我们住处的房间。”
      　　
经过亲眼观察，护送幼童的清朝官员祁兆熙感触良多。他在日记中写道，西方国家开有全国性的学校，男女都识字。即使在大学校堂中，多半也是女老师。“因女子在家心静，学问且多胜于男子。”孩子们在六、七岁进入小学，“犹中土读四书也；”在中国，是孩子开始读《四书》、《五经》的年龄；十岁换到一中学堂；等到了象我们中国的“开笔之时”，西方的教育是开始问孩子本人愿意学习什么。这时，你可以选择兵法、机器、贸易，在大学堂里有各种不同的专业设置。送进去学习几年之后，“自然成就，法尽善已。”自然而然地就培养成材了，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

由此，祁兆熙议论，中国的教育体制，“惜少真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