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9-02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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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容闳的梦

第13节 泪水在母亲的眼中打转（2）

而在香山县，最引人注目的是唐家镇。当年属香山县，今天属于珠海的唐家镇，当年先后送出了七位留美幼童，其中包括日后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唐国安。

唐家的老者唐有淦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拿出一本书和一张图。书是怡和洋行百年纪念画册，图是一百多年前广东一带和世界关系的示意地图。在那张手绘的“地图”上，在广东沿海位置赫然标着“唐家”两字，唐有淦告诉我们，早年唐家远在檀香山和美国旧金山的人极多，因此“唐家”这地名如雷贯耳。据说远在异国的人给家里写信，信封上只须标明“中国

唐家”，便可寄达。唐家又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买办之乡”。当年著名的怡和洋行买办，后任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就是唐家人，他和容闳是香港马里逊学校的同学。这样的买办在唐家不乏其人。正是这样一些早年就开始和洋人打交道、并且发家致富的人士，成为乡亲效仿的榜样。

沿海地区涉足“洋务”的人，他们能率先送孩子出洋，是“事出有因”的。全部幼童中，有31人父亲的职业和“洋务”有关。

一大批讲粤语的孩子，构成“留美幼童”群体独特的风貌。这批孩子进入美国时填写的中文姓名音译，就像当年容闳的名字是“Yung Wing”一样，都以广东话发音，例如“唐国安”写成“Tong Kok On”,“钟文耀”，写成“Chung Mun Yuw”，“梁如浩”写成“Liang Yu Ho”；这使后来不谙粤语的历史考证者，在美国的图书馆或档案馆面对中国“留美幼童”名单的时候，常如破译密码般煞费苦心。

和“留美幼童”中广东人居多、商家子弟居多的情形正好相反，尽管清政府刻意要求选拔学生“不分满汉”，却不见一个八旗子弟报名。120人中也决无汉人高官的子弟。

李恩富的自传记述了幼童离开母亲的情景。

那个年代，出国，可不是什么挤破头的时髦事。当时所有留洋孩子的父母都要和政府“具甘结”，即签订一份合同——那几乎就是一份生死文书。当时的家长，仅仅朦胧看到孩子可能的前途，就义无返顾地把他们的一生交给了政府。“留美幼童”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照章具结的全文是：
      　　
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有子天佑情愿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派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徽州婺源县人氏。曾祖文贤，祖世鸾，父兴洪。

同治年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兴洪亲笔画押
      　　

“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里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幼童李恩富在他的自传体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离开家乡前往上海预备学校和家人告别的场面：“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噢，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们的母亲磕了四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她只是给了我一些零花钱，嘱咐我做个好孩子，经常给家里写信……”

正像李恩富在自传中所慨叹的——“母亲的爱，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最伟大的。”

在留学观念淡漠的19世纪70年代，在如此严格的条件之下，仍然有一百多个家庭的父母把儿子送上了赴美留学之路。这其中有五家人甚至送了兄弟两人前去留学。置之当日的环境，这一百多个“敢为天下先”的家庭真是非比寻常。

看看这120名幼童的籍贯，可以发现十分明显的特征。120人中，来自广东一省的竟有84人，占了70%。此外是22名江苏籍孩子，占18%。其余的则零星地来自浙江（8人），安徽（3人），福建（2人），山东（1人）。

广东籍的幼童中，来自香山县的有39名，在全部幼童中几乎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是香山人。这不难解释——容闳是香山人，在招生困难的情况下，他很自然地把眼光投向了毗邻澳门、风气早开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