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容闳的梦

第8节 我像夜鹰睁开眼睛

容闳奉曾国藩之命出洋购买机器,1864年春到达美国。转眼间,他从耶鲁毕业已经十年。他正赶上“1854年级”同学的十年聚会,见到容闳,大家惊喜万分。当时南北战争正在进行,同学们的话题集中在国家大事,似乎不曾注意,当年那个信誓旦旦要改革中国教育的闳(Wing),今天怎么成了机器商人。容闳在心里说,买机器,只是我的一个步骤;我朝思暮想的教育计划,说不定会因此找到实现的机会!

1867年,容闳从美国采购的机器,已经在上海江南制造局铿锵运行。有一天,曾国藩来了。在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后,曾国藩即将出任两江总督。未到任前,他先在辖区巡行,而最感兴趣的,是制造局。这位中国机器业的创始人,在容闳带领下,兴致勃勃,一件一件观看从美国运来的设备,看容闳“试验自行运动之机”,听容闳讲解机械的原理。

“文正(曾国藩)见之大乐,”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乘此机会,我建议他在工厂旁设立一个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教他们机器工程的理论与实验。这样,中国将来就可以不必用外国机器和外国工程师了。”

曾国藩十分赞许,学校很快开办。容闳在自传中说,对他教育计划而言,这次成功是“小试其锋”。不久,他就有机会向江苏巡抚丁日昌进言,阐述他酝酿已久的改革方案。丁日昌也是一个“不愿骑驴的人”,曾任江南制造局首任总办,容闳称他有血性、好任事、勇往不缩。丁日昌对容闳的计划大加赞许,立刻请他代写条陈。

容闳在购买机器后,曾国藩专折请奖,被朝廷特授五品实官,“以候补同知,指省江苏,尽先补用”,也是“知府级”官员了。但这级官员仍然没有向朝廷上书的资格。他们的建议,只能通过具有“奏事权”的四品以上实官代奏。这是清朝的制度。

容闳写的条陈,有四条建议:一、建立纯粹为中国资本的股份汽船公司。二、选派优秀青年出洋留学。三、开采矿产以尽地力。四、禁止教会干涉民间诉讼。

“第一、第三、第四条实际上是陪衬,”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我眼光所关注而希望必成的,自在第二条。”因为他知道,官场批答公事,许多建议会被驳回。一、三、四条实现难度较大,这几条如被驳,“留学”建议或许得以幸存。“我把想要达到的目标放在第二,也是有意让它不显得过于偏重。”

丁日昌当然是有“奏事权”的,但他还是把条陈呈递给大臣文祥,请这位开明的大学士代奏,以确保这些改革建议不至于遭受阻碍。文祥正权重一时,丁日昌的缜密的安排使容闳充满信心,他的留学计划志在必得!

然而两个月后,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文祥“丁忧”了。

“丁忧”,就是父母逝世,当官的儿子按制度要退职回乡,服丧三年,不得过问政事。文祥因“丁忧”而停止工作。仅仅三个月后,他本人又去世了。

人们很难想象,这位大臣的去世,对容闳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听到这个消息,我心灰意冷,那种龙腾湖海的豪迈之气荡然无存,”容闳在自传中写道,“厄运接踵而来,仿佛苍天不厌其酷。……藏在胸中已经十多年的计划,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这一次萌芽刚刚露头,又遭遇严霜。”希望几乎灭绝。

从“蒲安臣使团”出国的1868年,到1870年,整整三年,苦闷的容闳心有不甘,仍一次次向丁日昌进言,希望丁日昌常向曾国藩提及教育计划,以免日久淡忘。他没有想到,他的“大计划”,竟然因为1870年发生了“天津教案”而出现了转机。

“天津教案”有如三十年后1900年“义和团事变”的一次预演。在外国势力日渐渗入中国的大背景下,民众的仇外心理像遇到火星就会爆燃的干柴。1870年春,当“传教士挖中国弃婴的眼睛制药”的谣言四处散播的时候,暴动发生,无知的民众残杀了法国天主教徒,焚毁了教堂和医院。曾国藩和丁日昌等被朝廷紧急派往天津,处理中法危机。容闳也被招到天津,为丁日昌当翻译。

“天津教案”即将处理完毕时,容闳请丁日昌向曾国藩进言,重提教育计划。曾国藩对此事并不陌生,三年前丁日昌曾经向他提及。“天津教案”,更使“外交”和“自强”两件大事变得重要和紧迫。容闳“大计划”的提出,碰上了稍纵即逝的最佳时机。

在自传中,容闳记载了他一生中那个最重要的时刻:
        
那天晚上,丁巡抚回来很晚,我已经睡了。他走进我的屋子,把我喊醒。他说,派学生出洋留学的事,曾公已经同意,他将和其它大臣联衔入奏,请政府采纳实行你所拟的条陈。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不能入睡,整个夜晚,都像夜鹰睁着双眼,身体飘飘然,如同行走在云端……
        
从1854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到1870年,容闳用了十六年时间,等待,等待,再等待,从26岁,等到42岁。他的留学计划,终于可以向朝廷正式呈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