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8-30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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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容闳的梦

第3节 醒来是痛苦的

容闳学成回国。从纽约到达香港的航程十分险恶，13000海里，帆船行驶154天，像是冥冥中的预言，昭示他日后所要经历的磨难。

这时的中国战云密布，曾国藩的湘军正和太平天国起义军在长江流域拼杀。朝廷昏庸如初，地方政府腐败而又残暴。容闳回国后刚到澳门，就看见“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来到广州，亲眼看到两广总督叶名琛杀人如麻的刑场。“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脑筋”，他胸中烦闷万状，愤懑之极，几乎想要加入太平军的行列。但是深思静虑，他知道派遣留学生的“大计划”还要“依一定之方针，循序而进”。

容闳希望在谋生的同时，谋一职位，结识和影响有权力的达官。但是他不到一年就“三迁其业”，先后三份工都距理想甚远：给美国代理驻华公使（当时只能驻在广州）当秘书，“事少薪薄”；被朋友介绍到香港审判厅当译员，又遭香港英籍律师群起排斥；去上海海关翻译处任职，待遇优厚，却发现翻译和船主狼狈为奸，贿赂成风，他不屑同流合污，只能离去。“我对我自己的操守能够自信的，就是廉洁二字”，容闳在自传中写道：“无论到哪里，我必须保全自己的名誉，决不能使之受到玷污！”

一个夜晚，容闳去苏州河边的教堂行祷，回来走在四川路上，迎面撞上一群醉醺醺的美国水手。他们人手一盏灯笼，边走边唱边喊。看见容闳，一个人一把夺走了他的灯笼，一个人抬脚向他踢来。近旁的中国人如同遇到虎狼，纷纷逃散。容闳站定不动，他用英文大声说出自己的姓名，又大声喝问抢灯笼的人是谁？！那时他已在一间英商公司工作，了解了水手们的船名，第二天早上就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船主大怒，因为容闳的公司正是他们的货主。抢灯笼的人是大副，读了船主掷给他的信，他脸色立变，急奔登岸，到公司向容闳赔罪。

不久，容闳再次和洋人冲突。他的公司在几个月后停业，拍卖物品。他在人头攒动的卖场里观看，背后站着一个高大的苏格兰人。容闳觉得有人在玩弄他的发辫，回头看，那苏格兰人正恶作剧地把许多棉花球系在他辫子上。“我开始很平静，只是请他解去，”容闳在自传中写道，“他双手交叉在胸前，就像没有听见，一种傲慢的态度，令人难堪。”容闳仍未动怒，继续说理，突然，苏格兰人一拳击来，打在面颊上。他终于忍无可忍，立刻还以颜色，出拳迅疾，苏格兰人“唇鼻立破，流血被面”。他死死抓住容闳的右手，容闳正想用脚猛踢，被公司主人拉开。这时有洋人喊：

“想打架吗？”

容闳正色回答：“不！我是自卫。你朋友先侵犯我，打伤我脸。他太无赖了！”

容闳在租界出了名。因为洋人在租界欺负中国人的事，时有所闻，却从未有人敢于抵抗。他的夙愿又一次被勾起，“我想，有朝一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都懂得公权和私权的意义，那时无论什么人，谁敢侵害其权利，必有胆力奋起自卫！”

他在苦苦等待机会。1860年，三十二岁的容闳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四年，他不仅以他自尊而刚毅的性格，也以他优美的英文文笔闻名十里洋场。人们都知道，这里有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不寻常的中国青年。而容闳，则时时会想起他在耶鲁许下的诺言。

1860年冬，容闳决定去南京——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探究太平军的内幕。

当时许多许多西方人，都把太平天国起义看成中国的革命。还记得容闳童年的老师郭士立夫人吗？她丈夫郭士立，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熟人。当郭士立回到欧洲，把太平天国的起义告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候，他们对中国满怀热情的期待，甚至用文学的语言描绘：当欧洲的反动分子逃亡到中国，逃亡到长城脚下的时候，他们会看到长城上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在南京，容闳和他曾在香港认识的洪仁玕见面。洪仁玕当时已是太平天国的“干王”，他对容闳和同行的几位传教士极表欢迎，寒暄数语，就询问对于太平军的观感如何？是否赞成他们的行动并愿意与之共事？

容闳回答说，他无意投身太平军，但愿意贡献一些建议。他希望太平天国能做七件事：一、依照规范的军事制度，组织一支良好的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培养大批有学识的军官；三、建立海军学校；四、建立公民政府，聘用富有经验的人才；五、创立银行制度；六、颁布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圣经为课程之一；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洪仁玕与容闳详细讨论了这七条建议，然而接着便无音信。等待多日，一天，洪仁玕让人送来一个小包袱，打开看，是一枚官印——他们要授予容闳四等爵位。

容闳失望而归。他知道，满清政府的腐败，是太平天国起义的最根本原因。“既然官吏们人人都想饱其贪囊，便天天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的政府，完全成了一个极大的欺诈机关。”然而太平天国充满蒙昧，“对中国政治决无革新的影响”，和“中华共和国”相去甚远。

他在失望和孤独中又度过了三年。在一个多数人都还在昏睡的国度，醒来是痛苦的。容闳卷入茶叶贸易，虽然赢利颇丰，他却抑郁不欢。在一次贩运茶叶的途中遭遇匪徒，他身心受到重创，在上海卧病数月。“我的志向是改造中国，应在大处落墨，”容闳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心情，“像这样为生意忙碌，我的事业终将是水中捞月！”

一条意想不到的路，在他面前出现了。

在上海，一些中国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他成了朋友。突然有一天，有人向他转达了曾国藩的邀请。原来是那些学者的介绍，引起了曾国藩对容闳的注意。

1863年秋天，曾国藩在安庆大营约见容闳。他的名刺递入不到一分钟，侍从立即引他入见。曾国藩请容闳坐到他旁边，含笑不语，打量容闳足足几分钟，仿佛要看清容闳的外貌有何异样。

曾国藩说：“我看你的相貌，就知道你是良好的将才。你目光威严，一看就是有胆识的人，定能发号施令，驾驭军旅！”

第一次见面，给容闳一个错觉，曾国藩想让他领兵打仗。问朋友，才知是误会。曾国藩是在观察容闳的性格，他已接受学者们的进言，决定设立西式机器厂。约他见面，是要探讨机器之事。几天后曾国藩又一次约见容闳，他开宗明义：

“如果今天要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的事业，应当从何处着手呢？”

要不是事先了解了曾国藩的设厂决定，容闳肯定要以他的“教育计划”作答。此时，他顺从曾国藩的期待，以在美国的观察所得提出，设机器厂应当首先建立在各类机器厂之上的“母厂”。

一个重大的决定就这样形成。曾国藩委任容闳，到国外购买机器。

容闳的“大计划”仍然没有着落，可是这一次，通向“大计划”的路遽然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