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也第六
　　雍也第一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雍－－－孔子的学生，姓冉，名雍，字仲弓。
　　南面－－－面向南。人君听治之位。使南面，这里是指仲弓宽洪简重，有人君之度。
　　子桑伯子－－－鲁人。
　　简－－－简要，不繁琐。
　　居敬－－－为人严肃认真。
　　临－－－面临，面对。在这里有治理的意思。
　　无乃－－－岂不是。
　　大－－－同“太”。
　　大意：孔子说：“冉雍这个人有人君之度。”仲弓问孔子，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可以，办事很简要。”仲弓说：“一个人为人严肃认真，而又办事简要，象这个样子来治理百姓，不也是可以的吗？（但是）自己马马虎虎，又以简要的方法办事，这岂不是太简单了吗？”孔子说：“冉雍，你的话是对的。”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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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雍也可使南面。”
　　至于冉雍这个人有何人君之度，由于史料的匮乏，因此是我们无法关注的重点。
　　“使”在唐、明、清时期都是官名。譬如唐时的节度使、转运使等；在明清时，则是通政使、布政使、按察使等。由于唐、明、清都是尊孔的时代，所以说，“使”作为一个官名，不能够否定说与孔子此章所说的“使”没有关系。再者说，我们今天所定的官名“大使”，也不能够武断的说与孔子没有联系。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思想对于我国的各个朝代，包括今天，其影响是多么样的深刻！
　　“南面”，对于我国各个朝代，包括今天的社会生活都是有及其深刻的影响。我们先说故宫，我们知道故宫是明清所造，其中的“太和殿”等宫殿，都是坐北朝南；我们再看北京的长安街，凡是在其北面的建筑，其重要程度远远超过它相反方向的建筑；我虽然没有到过我国的所有城市，但是我可以大胆的说，凡是各省委、省府，各市委、市府，包括各县委、县府的办公大楼，相当高的比例都应该是坐北朝南；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北方的地区，居民楼以及农村的民宅，基本上也都是坐北朝南；再就是，我们今天有许多企业家的办公室、办公桌都是坐北朝南。诚然，他们不一定都晓得之所以这个样子做的根源是来自孔子，不过我们可以这个样子来说，这个样子的做法，其根本影响就是来自孔子。
　　我想说得是，通过以上的实例，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对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影响之深刻，对于这一点，我们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所说的清醒认识，是指不要低估了孔子思想对于我们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一些妄想诋毁或者消灭孔子思想的人，他们的罪恶目的是根本达不到的，不仅如此，倒头来还会落得个蚍蜉撼树的可悲下场！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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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南面”。
　　所谓“南面”，就应该是面南，也就是面向南。为什么要面向南呢？面向东、西、北不可以吗？对于这些个问题，孔子没有作出回答。
　　所谓面向南，应是人君听政的面向南，既然如此，人君应是在房屋内听政，而不是野外。如此说来，人君听政的房屋最好也是坐北朝南，不是吗？既然如此，人君听政的房屋为什么一定要朝南而不是朝向其它的方向呢？我们可以这样大胆的揣测：在孔子，甚至是孔子以前的年代，是根本没有照明设施的（所谓材火式的照明是不益于屋内的照明之用），就是在孔子以后直至有了人工照明之前（譬如煤油灯等等），人们的社会活动大都集中在日照的时段内来完成，既然如此，朝南的建筑是最有益于全方位对于光照的采集，所以说，才可能有了人君听政房屋朝向为南的现实。此外，房屋朝南除了光照优良之外，还有冬季益暖的优点，而其它的几个方向都是没有南向的优势。
　　大概正是有了以上的情况，加之“南面”又是出自孔子之口，所以才有了“南面”思想对于我国建筑业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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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简”。
　　执政党在延安时期有精兵简政的策略，所谓简政，其理论根源就是来自孔子思想。说到底，所谓简政，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省，不是吗？省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省的目的是为了足用，也可以这个样子来说，简还有足用的功效。
　　在这里，孔子所说的“简”是指子桑伯子的办事简要，同时也是对于子桑伯子办事能力的肯定，此外也是孔子对办事简要所持的一种赞赏的态度。
　　说起办事简要来简单，但真是办事情能够做到简要却不容易。我们知道，办事简要首先要能够抓住事情的要害，或是事情的关键，不然无法做到办事情简要。但是，在办事情的过程之中能够认识到事情的关键所在，就要知晓事物运动的基本规律。可以这个样子来说，在世界所有的文明种类当中，孔子及儒家思想所揭示的事物之规律最为丰富，换言之，只有充分的学习和了解孔子及儒家思想，在我国，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办事情简要，否则，所谓办事简要不会有可能发生。在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得人将事情越办越复杂，其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懂得孔子及儒家思想所揭示的种种事物之规律。其实，之所以这个样子说，其根本处就在于：所谓各种事情的背后，最终都是集中在对人和社会的认识上，如果对此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则办事情有可能简要，否则必复杂无疑，而能够给人对于人和社会有一个正确认识的可能，就存在于孔子及儒家思想之中。
　　办事情简要还会提高办事情的效率，否则办事情的效率会大大降低，严重时还会使得事情就根本无法办成，不是吗？
　　另外，孔子“简”之思想还发展出了，简易、简洁、简朴等等的价值规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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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简”。
　　孔子说子桑伯子简，也就是办事情简要，当然这是孔子对于子桑伯子的肯定与赞许。对于办事情来说，有简要，也会有繁琐。但是，为什么办事情不简要而却繁琐呢？
　　我们知道，今天有所谓的“公章旅行”，这样的不良行为其实就是典型的办事情繁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说到底就是为了满足部门与个人的私欲，不是吗？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规律，在政府的各个部门中，办事情繁琐的背后就是私欲。所谓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是也。但是，如果来办事情的人“识时务”，那可绝对是门好进；脸好看；话好说；事好办，不是吗？为什么？还不是私欲惹得祸？所以说，私欲是办事繁琐的根本原因。
　　在今天，到政府机关办事情繁琐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其实，对于繁琐背后的私欲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办事情简要就很难做到，即便是一时做到了办事情简要，那也是表面文章，长久不了，最终还要落得个繁琐，因为支撑繁琐的私欲依然强大。有许多的人不明白办事情繁琐背后的私欲问题，只是对繁琐本身深恶痛绝，而所开出的方子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结果是既不治标，更不治本，最终还是繁琐依旧，不仅如此，有时还会随着私欲的不断膨胀会越来越繁琐，不是吗？
　　实际上，孔子要我们办事情简要，只是树立了一个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还得要解决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办事情简要的问题，而做到办事情简要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私欲的问题。换言之，私欲问题解决的好，办事情就能够简要而无繁琐，反之办事情则是必繁琐而无简要。
　　当然，对于私欲的解决方案，孔子及儒家思想里面比比皆是，不过现不是此处的重点，不欲多言。
　　我们之所以将孔子的“简”之思想这个样来解释，并与当今的政府办事情繁琐之现象相联系，就是因为此章冉雍与孔子对话的背景是有关于治理国家的，所以我们才这个样子来说。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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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
　　首先，冉雍的这句话：“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是得到孔子首肯的，孔子说：“雍之言然。”
　　我们先说“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
　　从冉雍的这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是建立在治理国家的基础之上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中有一个“以临其民”，这里面所说的“临”和“民”就是面临、面对民众的意思，在加上“居敬而行简”，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冉雍的这句话就是针对治理国家、治理民众而言的。
　　按照冉雍之思想，既然是治理国家，就要“居敬”。所谓“居敬”，直译就是要居住在敬里面，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治理国家要有一份敬畏、敬重之心。为什么治理国家要有一份敬畏、敬重之心呢？因为要“临其民”。换言之，只有时刻保持一颗敬畏、敬重之心，才能够“临其民”，也就是真正面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否则是无法真正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
　　所谓“临其民”，就是要面临、面对广大的人民群众。这句话说说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却很难。所谓面临、面对，就是要与广大的人民群众近距离的接触，或者说是面对面，而不是我们今天的官员坐在办公室里去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说，解决人民群众的种种问题时，是与人民群众面对面，还是坐在办公室里面，这里面的成色相差甚远，不是吗？所以说，冉雍所强调的是：处理和解决人民群众的种种问题，一定要与人民群众面对面。这是古人两千多年前的思想，想想看，我们作为今天之人，做到了吗？
　　所谓“居敬而行简”，就是在治理国家时要时刻保持一颗敬畏、敬重之心，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行简”。所谓“行简”，就是在治理国家时，各项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方针都要力求简要而不是繁琐。在我国，几千年来受孔子及儒家此思想之影响，各朝各代的律法等极其简要，而对于国家治理的效果来看却是非常的好。而目前，各种的法律法规多如牛毛且繁琐异常，可是如何？还不是乱作一团？为什么？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治理国家方面没有做到“简”，不是吗？当然，我们目前治理国家之所以做不到“简”，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基督教，也就是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知道，中西文化正相反，在治理国家方面，我们中华文化是主张简，而西方文化是主张繁；中国简之思想来源于孔子，而西方繁之思想来源于上帝。在中国，一个“三纲五常”之礼教就可以解决一个国家绝大多数的问题，而今天的一个巴黎，为狗而立的法律就有十几部，不是吗？诚然，我不是反对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但是，我们更不能够放弃孔子及儒家关于治理国家简之思想，因为这是我们的根，是经过几千年各个朝代屡试不爽的法宝，而西方治理国家繁之思想只是我们发展中的一个借鉴。对此，我们决不能够丢了自己的法宝，而去拣一个借鉴，干那种丢西瓜拣芝麻的蠢事，不是吗？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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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
　　所谓“居简”，直译就是居住在简单里面，引申为原本就是简单，或是行事马马虎虎。“行简”就是在马马虎虎的情况下还要行事简单。按照冉雍之思想，这个样子做岂不是太简单了吗？孔子对此表示认同。
　　其实，冉雍的“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思想之实质就是孔子及儒家的中庸之道。所谓中庸，就是无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是恰到好处，而“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所要断定的就是一个过了的简。当然，作为简，按照中庸之思想，过与不及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达到恰到好处。然而，作为简，这个恰到好处就是“居敬而行简”。
　　为什么会“居简而行简，呢？其原因就是在治理国家时缺乏敬，也就是敬重与敬畏，之后就会产生马马虎虎，也就是“居简”。所以说，要想“以临其民”，也就是治理国家，就必须得有敬畏与敬重之心方才可以，不是吗？
　　在今天，我们常说的腐败不止，暴政不已，这是最为严重的。其次就是“居简而行简”，这个样的现象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不是吗？究其原因，就是缺乏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对待人民的敬畏与敬重之心，不是吗？所以说，要想解决“居简而行简”的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树立对待人民的敬畏与敬重之心。怎么样才能够树立对待人民的敬畏与敬重之心呢？换言之，培养对待人民的敬畏与敬重之心，从根本处讲，只能够取决于孔子及儒家思想，而别无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