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0日，朱德和毛泽东等同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部分委员合影。前排右起：陈毅、刘少奇、程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粟裕大将。中排右起：刘斐、张云逸大将、邓小平、张治中、高岗、聂荣臻。后排右起：刘伯承、傅作义、蔡廷锴、贺龙、罗瑞卿大将

高岗的遗体及冰块已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红木写字台的大理石桌面上，室内的灯全开着，如同白昼。解剖检验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半小时，非常顺利。杨尚昆、安子文只上楼看了一下，便去楼下大厅听李力群汇报，基本不在场，检验快结束时才回到楼上。

当晚10点多，监督小组和医生们一起下楼。参加会议的人们屏息静待着，只听周总理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残留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过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高岗在管教期间每晚服用安眠药，尽管都是在值班人员监视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嘴，也不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能的。再者，也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准备好保存下来的。1月间，他曾经把20粒速可眠亲自缝在毛裤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这20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至于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远的谜。

就在高岗自杀身亡的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主席作了汇报。

安葬

当东交民巷8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人车纷纷离去，大院又恢复平静。几个年轻力壮的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进停放在东门门厅的棺柩里。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里穿白色衬衣衬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是崭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发出浓浓的柏木香气。那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们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市场上买来的最好的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块寿板都是整块的，而不是由板条拼合的。




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发行的开国大典纪念邮票，高岗已经消失

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几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垫厚厚的一层，然后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平平实实的。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遗体，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个小伙子把它从地上挪上卡车，费了很大的力气。

18日凌晨1时入殓完毕，大卡车当作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8号大院。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和故旧亲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等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8月21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他们是在完成组织交代的最后使命。高岗的胞兄高崇义于19日从陕北赶到北京为他的弟弟送葬，而高岗的长子21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赶来，没赶上为他父亲安葬。李力群因过度劳累原本不想去，经劝说，还是去了。

8月21日上午9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移出来，抬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车头没挂黑纱，没挂死者的照片，车上没有鲜花、花圈；送灵的人们也没戴黑纱或白花，有的扶车帮而站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从外表看，这不过是一辆普通的载人货车。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柏木棺材，才能告诉人们，它所盛放的绝非等闲之辈。卡车驶出西直门以后，便加速飞奔，扬起一片尘土。此时，正是10点多钟。车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停在万安公墓门前，人们一下车，就感到地面热气蒸腾。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静。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整个墓区地势是东北高而西南低，低处可见雨水浸漫的痕迹。高岗的墓穴，在墓区中央地段，地势高，向阳，位置很好。几个青壮年把高岗的灵柩从卡车上移下来，扛到墓穴处，缓缓放入，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成。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哀乐，也没有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最后，人们不声不响、平平静静地离去。这是一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

当人们回到卡车上时，已是下午1点半多了。

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 摘自《百年潮》






■高饶事件

高岗、饶漱石都是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建国前曾长期担任重要职务。1952年11月，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1953年2月，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这之后，他们出于个人野心和权欲，互相勾结，进行了一系列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在党中央酝酿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人事安排时，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高岗、饶漱石以为他们篡夺权力的机会到了。在1953年6月-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9月-10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们散布流言蜚语，捏造所谓的“军党论”，鼓吹“党是军队创造的”；进行宗派活动，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会后高岗还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公开向党要权要官。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以利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提出严厉的警告，并提出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对高、饶的反党罪行初步进行了清算。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分别举行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但高岗、饶漱石毫不悔改，高岗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饶漱石也企图蒙混过关。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和全会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受到了全党的揭露和批判，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企图被彻底粉碎。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同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新闻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