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5-05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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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爱玲 I

“我立在阳台上，在黯蓝的月光里看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难言的恋慕。 ”
　　——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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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1920．9．3-1995.9.8)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原名张瑛，1921年生于上海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其祖父为张佩纶，外曾祖父为李鸿章。童年在北京、天津度过，1929年迁回上海。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次年考取伦敦大学，后因战事改入香港大学。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一类的文章。1942年应《西风》杂志《我的生活》征文写散文《我的天才梦》得名誉奖。1943年她的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二炉香)被周瘦鹃发在《紫罗兰》杂志上，一举成名，同年发表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等。此后三四年是她创作的丰收期，作品多发表于《天地》、《万象》等杂志。 1944年出版小说集《传记》和散文集《流言》。
　
她23岁与胡兰成结婚，抗战胜利后分手。1949年上海解放后以梁京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小说。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移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曾发表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1955年旅居美国。在美与作家赖雅结婚，后在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1995年的9月8日，张爱玲一个人在纽约的公寓孤独地离去。这位本世纪中国最优秀、最惊恐不安，也最沉静的女性作家，为其传奇般的一生画下了一个诡异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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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彻头彻尾的小女人，令人沉醉迷恋的小女人。23岁的张爱玲，奇装眩人的，才气放恣的，跋扈的自恋着。“梳爱司头，穿高跟鞋”，把第一笔稿费拿去买了一只小号丹琪唇膏。同胡兰成纯粹恋爱的女子，没有丝毫矫情与伪饰。正是年轻小资女子的楷模，正是扑花飞碟的 最爱！

张爱玲的文字是空前绝后的。那种只有中国文字才能表达的精致，迷惘到只有40年代的中国才能产生，冷静到只有张爱玲才能写出。天时、地利与人和，造就了四十年代沦陷区的废墟上绽开的罂粟花。。。。

在饥寒交迫、心事煎逼的环境里，你不要读张爱玲，她会使你有一种奢华的反感。反之，在宁静的书斋里，沏上一杯清茶，翻读张爱玲，就会有一分把玩古董的美感。虽难铭心刻骨，却会感叹唏嘘。只觉有一股陈年紫檀木的寒香，悠悠透出来，散开去，送你一个片刻的消魂。

张爱玲文如其人。追求个性自由：力图作一个超越的“边际人”，以暧昧和灰暗体验人生，旁观人生；无奈“两面人”：即既有世俗的享乐性和进取心，又有精神的超脱感和批判性。对贵族浮世，既眷恋、感伤，又厌 恶、痛恨。圣洁的妻和热烈的情妇，神秀、清纯和物欲、世俗的统一；到底是“上海人”：功利、世故、练达、聪慧，灵性和洒脱。既有小市民的世俗气和局促的小家子气，又有一股贵族式的骄矜。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婚姻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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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的作品《滚滚红尘》描写了一对世间男女在战乱年代里悲欢离合、欲仙欲死的爱情，即是以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为蓝本创作的。时光虽已流逝半个多世纪，张胡之恋仍在红尘里亦真亦幻地流传着，成为令人扼腕叹息的人间佳话。

张爱玲一生追求一种脱离现实的纯粹爱情——不问缘由，不问经历，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阶级和信仰。胡兰成风流，能看准女人的心思，使文弄墨，做人机敏善悟，颇有些别趣，因 而他的一生结交了几个真才实学的朋友。张爱玲的过早成熟，对人无论亲疏难得表露自己的感情，尤其是一个年长的自己成熟的异性，现实中，张爱玲除了她的父亲和弟弟，还没有一个异性与她有长久深刻的交往，况且当时她还只有23岁。正如她选择了胡兰成就没从考虑胡兰成是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的法制部长，在她定居美国时与美国著名戏剧家赖雅结婚同样也没有考虑过赖雅是一个热情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张爱玲的作品，缠绵悱侧，凄艳哀绝，令人惊叹不已；张爱玲的身世，千回百折，跌宕起伏，更令人魂魄颤栗、感伤不已。

胡兰成于１９０６年生于浙江嵊县北乡胡村，１９３２年胡兰成的发妻玉凤病逝，给他很大打击。早年生活的困顿潦倒给胡兰成留下了很深的记忆，这个从生活底层爬出来闯世界的人，为了自己的挣扎，为了改变命运，对人格、尊严、道德的价值观念已相当淡漠，铸就了一副铁石心肠。汪精卫看中了他的文才，１９３７年３月委任胡兰成为汪派上海《中华日报》主笔，１９３９年１２月任汪伪政权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成了以陈璧君为首的汪的嫡系“公馆派”的一员儒将。


张爱玲父母早年失睦离婚，家庭的不幸使张爱玲早熟。七岁时她就开始写小说，中学时代在校刊上发表了散文《迟暮》、《秋雨》，小说《牛》、《霸王别姬》，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幅漫画——她用这５元稿费买了一支唇膏。

自１９４３年１月，在１９４３年大半年的时间里，沪上文坛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期刊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从五月份发表《第一炉香》起，短短几个月时间，张爱玲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出名、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而且她最杰出的作品已在这一年相继问世，此时的张爱玲如日中天。在沦陷区的大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里，文坛的方方面面，代表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趣味的各个文学圈子，似乎都顺理成章地接纳了这位文坛新人，而且褒奖有加。《紫罗兰》代表了鸳鸯蝴蝶派的趣味，《古今》承袭了周作人、林语堂的“闲适”格调，而《万象》坚持着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杂志》则想走纯文艺的路线，而它们竟一致对张爱玲嘉许和推崇，１９４３年，是文坛上的张爱玲年！
     
１９４４年初，在家闲居的胡兰成，看到了《天地》杂志第二期上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他原本是躺在藤椅上看的，看了一二节的时候，就不觉直起身体来，连连拍案叫好。而且居然细细地读完第一遍后又读第二遍，过后犹觉不足。张爱玲在这篇八九千字的小说中对人性的理解，流畅的文笔，给文学修养颇高的胡兰成留下很深印象。遣词的准确，构思的巧妙，宛若一个相识已久的朋友，胡兰成看着无一处不顺眼，满心都是喜欢。于是萌发了与张爱玲结识、倾吐倾慕之情的念头。他好奇地给《天地》主编苏青写信，问“张爱玲果系何人”。苏青回信说“是女人”。当然是女人，但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苏青没有说。


不久，又有两期《天地》寄上，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而且还刊登了张爱玲一张照片，胡兰成望着照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仿佛神交已久，不由频频点头说：“这就是真的了！”从此，他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胡兰成便去造访张爱玲。张爱玲性格内向，不喜欢社交，尤其是在大红大紫之后，更是闭门谢客。正如上海另一位女作家潘柳黛所言：“如果她和你约定三点钟到她家来，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她即使来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嘭的一声关上了……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 刻才去，那她更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

一身长袍的胡兰成彬彬有礼地敲响了上海租界区静安寺路赫德路口１９２号公寓６０５室张爱玲深锁幽居的宅门。门里传来女仆的问话声：“侬找阿里一位？”胡兰成答道：“我是从南京慕名来访的一位读者，想见一见张爱玲小姐。”女仆迟疑了一下，又说：“张爱玲小姐身体不适，现在不见客。”胡兰成从公文包里摸出纸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劳驾女仆送给张爱玲小姐。女仆应了一声，从传信口接了纸条，再没了声息。

张爱玲从女仆手里接过纸条，心里不由一愣：胡兰成？这个人她是知道的，写得一手好文章，常发表一些政论文章，用笔老辣，是汪政权里的一个大笔杆子，更兼颇有名士风范，在上海滩也算得上一个人物。年仅２３岁的张爱玲生活圈子狭窄，与官场中人素无来往，她不知道胡兰成为何来找她。

张爱玲当时和姑姑张茂渊住在一起，于是便和姑姑商量。张茂渊觉得这个人有些背景，应该谨慎处理这件事，虽不想趋炎附势，却也不要以此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才好。也许是源于早年无爱的家庭的冷漠而渴望温暖，胡兰成的来访打动了张爱玲；也许是源于少女的好奇。总之，礼数周全的张爱玲思虑再三，决定回访胡兰成，于是便打电话相约在大西路美丽园胡兰成的住处见面。


两人一见面，都有些吃惊。张爱玲是没想到一个政府大员竟如一介书生般儒雅洒脱。而胡兰成初见张爱玲，简直被惊呆了，时常以为很懂得什么叫“惊艳”的这个中年男人，遇到年轻漂亮的女作家，感到“艳亦不是那艳法，惊亦不是那惊法”，胡兰成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

“一见张爱玲的人，只觉得与我所想的全不对。她进到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张爱玲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是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她又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甚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

胡兰成颇具名士风范，风流倜傥，满腹才学，遇见这个倾心已久的女子，自然就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谈当时的流行作品，谈张爱玲小说的好处。

张爱玲静静地听。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缘故，别人读张爱玲的小说是读故事，而胡兰成读出的是人性的思考；别人说《封锁》是写高情调的空虚无聊，胡兰成读出的是对文明和人性的观照。

“钟情”在一见面，在懂得和了解之前，所以爱玲喜欢，因为这是无条件的。而爱玲的喜欢，是在了解自己的感情之前，正因如此，才是这般可贵，才是那样无价。现代社会里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陌生的异性可能在突然间成为你最亲近的人。世间许多浪漫的爱情均产生于了解之前的相知，一见钟情，一见倾心，也许这就是知已。

张爱玲深情地看着这个成熟的男人——白净的脸，清晰的嗓音，太阳红红地照着他的鼻尖，他搁在报纸上的手，黄黄的，瘦瘦的。一个真实的男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爱玲突然感到炽热、快乐！

爱玲很感激胡兰成关注她的作品，胡兰成则说：“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颗心就这样渐渐地贴近了…… 两个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及至张爱玲告辞，胡兰成送她归去时，两个人已宛若多年的朋友和无话不谈的知己。

春日的黄昏，迷离的眼神，颤抖的双唇，惶惑的新奇，莫名的充实，悸动的心跳，让人感到世界的神秘和生存的美好。在长长的巷子里，胡兰成和张爱玲并肩慢慢地走着。突然，胡兰成突兀地说了一句：“你的身材这么高，这怎么可以？”

张爱玲呆住了，似乎要说什么。看了胡兰成一看，又低下头去，脸上泛起红晕，终于什么也没有说。这句话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从“般配”的角度做出的评价，这不是一般的比较，而是男女间特殊意义上的比较。张爱玲起初的反应是一怔，但随即感到一个成熟男性的一句话，把他俩拉得这样近，近得没有了距离。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这怎么可以？”

张爱玲遇上了，她知道，这就是爱。张爱玲少年时代失去了太多的爱，失去了人们通常轻易得到的爱，因而，成年的她更渴望成熟男子的爱情。遇到胡兰成，她得到了理解和信任，滋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来，这是情感的栖息地，是抚慰创伤的良剂，所以她太投入。

第二天，胡兰成去看张爱玲。张爱玲在自己的客厅里接见了他。那天，张爱玲穿着一件蓝绸袄褂，戴着黄边框的眼镜，更显得光彩夺目，明艳照人。张爱玲房间陈设的华贵处处透着一种贵族家庭的典雅，令胡兰成惊诧不已，“那陈设与家俱原极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三国时东吴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有这样的兵气。”

那天，胡兰成坐了很久，他向张爱玲谈自己的生平，谈生活的坎坷。一向不擅言辞的张爱玲在胡兰成的激发下，说起胡兰成在南京下狱之际，她竟动了怜才之念，曾和苏青去过周佛海家为胡兰成求情。胡兰成并不知道这件往事，听后大为感动，回到家中，他久久不能入眠，挥笔给张爱玲写了一首直率而幼稚的情诗。张爱玲看后笑了，回信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从此，胡兰成每隔一天必去看张爱玲，后来索性天天去看她。因说起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拿出来送他，还在照片背后写了几行字：“见到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是张爱玲在豆蔻年华的少女时代，纯洁的情愫开出的第一束花朵。从此，他们情书往来，沐浴在热恋的爱河里。此时的胡兰成已续娶英娣为妻，然而，他与张爱玲两心相印，两情相悦，四目相对，惺惺相惜，两颗相爱的心历经磨难贴近到一起，不可避免地撞击出绚丽的火花。一见钟情建立起来的理解、信任和默契，心灵上的沟通与和谐，终究是任何理智的力量和道德的说教所不能压制得了的。哪里还顾得了伦理纲常，苦难和艰辛。他们冲破道德和理智的羁绊，成了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


１９４４年６月，胡兰成和张爱玲热恋时期，曾挥笔写下一篇长文《论张爱玲》，发表在当时的《杂志》上。胡兰成是有几分才气的，尽管他要形容张爱玲，“直如生手拉胡琴，道不着正字腔”，但还是极大的热恋中人的激情，搜肠刮肚地倾泻出对张爱玲满腹华靡浓丽的赞词：“张爱玲是一支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和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有受过摧残，所以没有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和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她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溅生之泼辣，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一只鸽子，时时要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远远的、远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处，而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