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才育才的欧阳修
　　苏轼在《居士集序》中称：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而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而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佑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仁宗授欧阳修枢密副使，两年后又转任参知政事，成了副宰相。英宗即位后，韩太后垂帘听政，欧阳修等人极力劝导太后，消除了宫廷危机。韩琦、曾公亮商议推荐他为枢密使，欧阳修正色道：“现今天子居丧，尚未亲政，母后垂帘，朝政得失，天下之人都认为是我们几位大臣决定的；如果我任枢密使，人们会说我们几个人相互补置，怎么能让天下人信服呢！”英宗几次让欧阳修担任枢密使，他都坚辞不就，这种刚正坦然、不谋私利的品德终生不渝。英宗也当面劝他：“您性子太直，不避众怨。常见你奏事时，与两位宰相意见不合，就当面反驳，说话不加避讳。御史、谏官论事，你也常常面折其短，即此可知，人们都不喜欢你。你应该稍加戒约呀！”
　　欧阳修的品格有其父遗风，家传秉承。欧阳观禀性仁恕，刚直不阿，为官清廉，乐善好施。出身江南名门、知书达礼的母亲郑氏含辛茹苦，芦荻画地，教化小儿。三叔欧阳晔官小薪簿，严明方正，廉洁自持，对家贫子幼的寡嫂十分照顾。胥偃称赞欧阳修的文章“飘飘之逸思无穷，籍籍之芳尘自远”，参加国子监考试，名列榜首；再过礼部考试，独解翰林学士晏殊的难题，再次夺魁，被晏殊视为最得意的门生；在耸动天下、风雅至上的钱惟演手下作事，如鱼得水，与尹洙、梅尧臣成为挚友。非常尊重和欣赏欧阳修的宋仁宗感叹地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才，是从哪里得来的啊！”
　　 欧阳修很重视作个谏官，对谏官的要求很高，认为“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在作谏官之前，当范仲淹无辜被贬时，欧阳修对身为谏官的高若讷非但不敢谏诤，反而诋毁范仲淹的为人，异常愤怒，作了气尽语极、急言竭论、委曲婉转、全尽挖苦的《与高司谏书》，痛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对谏官的认识，欧阳修更有独到之处：“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又有不为宰相、定为谏官的高论：“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欧阳修深知宋朝的天下比唐朝的天下更为忧虑，但宋朝的执政者却不肯以天下为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不可多得的敢言忧者，又遭到贬斥。他愤而作《朋党论》，以“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而直面天子。欧阳修忆及当年范仲淹被贬，自己与尹洙、余靖等贤臣为其主持公道，均遭贬抑并被指责为范仲淹的同党，朝内“朋党”之论如洪水般泛滥。欧阳修深感其盛，对仁宗坦言：君子以志同道合来结交朋友，小人则是以利害关系来结交朋友，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臣以为小人是没有朋友的，只有君子才有朋友。小人追求的是利禄，所贪图的是财货。当他们有了共同的利益时，便暂时结成朋友。所以我说“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他们坚守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并用这些来修养自己的品德。那么，道义相同的事，大家都得到益处。为国家做事，便是道义相同的事，大家便会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始终如一。所以说，只有君子才有朋友。商纣王有臣几万，就有几万个心，可以说是没有同党的罢，而纣王正是因为人心不齐而被周武王灭亡了。武王只有臣三千，三千臣子一条心，可以说是“大朋党”，而周王朝却因此而发达兴旺起来。君子的朋友不嫌多就是这个道理。作为皇帝，应当摒退小人的虚假的“朋党”，而用君子的真“朋党”。果真如此，天下何愁治不好呢？
　　奸臣小人以此为恨，仁宗皇帝也置若罔闻。后来，杜衍等贤臣相继以“党议”被罢免了官职。欧阳修更加感慨，又上书皇帝：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可用的贤才，而没有听说他们有应该罢官的罪错。自古以来，小人谗忠贤，他们的借口必定是指责这些忠贤是“朋党”；要想动摇大臣，则必定是诬以“专权”。因为去掉一个好人，而众多的好人还在，小人还是无法使他们的私利和贪欲得到满足。想把好人全部去掉，但好人的过失很少，难以一个一个地去找寻他们的毛病，于是指责他们是朋党，则可以一下子全部打下去。从古至今，大臣被皇上所了解并加以信任的，就难以用别的名义去动摇他，唯有加上“专权”的罪名才管用。因为这是皇上所最讨厌的、忌讳的。只有用这个说法，才可以推倒他。正直的臣子在朝，奸邪的人便嫉妒他；有智谋的人不被重用，那就会是敌国的福气。如今这四个贤臣一旦罢黜，那将使一群奸邪小人在朝廷之内互相庆贺，使周围的敌国在外庆贺，臣为朝廷惋惜啊！
　　欧阳修爱才举才，不遗余力，培养得意门生曾巩，让苏轼独步天下，出人头地，倒屣相迎王安石，赋诗相赠，这才是北宋真正的福气。宋神宗时，他三番五次要求致仕，结果却是“每求退则得进，每辞少则获多”。中年时自号醉翁，晚年致仕前夕更号为“六一居士”，自述说：“吾家藏书一万卷，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虽然欧阳修政绩显赫，但他文坛宗师的地位或多或少地遮掩了他的政治之辉。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论述他的散文特点时说：“如公气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中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词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
　　●以命护法的王安石
　　王安石以学生的身份评价欧阳修，心诚意真。21岁进士及第的王安石，正逢文坛领袖欧阳修创导古文运动，革新传统的儒家汉学，力建新儒学宋学。在名家辈出的时代，王安石是早期的追随者之一。翰林学士欧阳修向朝廷推荐人才，全面评价并高度称许王安石的学问文章：“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
　　王安石当上国家理财官员后，向仁宗上了万言《言事书》，极陈财政实情、收支弊病和当世之务，全面阐述了改革思想及策略。仁宗没有采纳，执政大臣也置若罔闻。倡导并实践依法办事、依律审案的王安石，受仁宗下诏放罪而不肯到殿门谢恩，其耿直秉性可窥见一斑。在辞官守丧期间，深研学术，聚徒讲学。宋神宗即位后，朋友韩维三番五次的推荐终于有了结果，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接着又被召任翰林学士，为皇帝起草诏令。两年后，王安石升任相当于副相的参知政事，一年多后再升宰相，开始了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变法改革。
　　变法不会错，怎么变却是大有门道。王安石急风暴雨般的改革，遭到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反对。加之天不作美而久旱无雨，太皇太后与皇太后流着眼泪向皇上告王安石的状，有人画了逃荒者的图而诽谤变法，守旧派官员将旱灾归罪于改革，重重重压下的王安石不得不自请辞相。在其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王安石自以为创造性解决了太学生的教科书问题，撰成了《三经新义》，创建了新儒学学派，“新学”应运而生。其后，王安石出任首相，在变法力度加大的同时，局面也岌岌可危。不占天时、地利、人和，注定要失败的先天不足的变法留给世人的多是教训，改良行之无效，变法难以为计。变法的支持者宋神宗先是“不让改革，就不做皇帝。”后来却是左右摇摆，变化无常；参与者各怀鬼胎，离心离德；守旧派的攻击无以复加，来势汹汹；执行者虚报成绩，争权夺利；邻国推波助澜，乘机挑畔；上天非旱即涝，难遂人愿。作为改革首领和巨将的王安石虽有雄才大略，却主观武断，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豪强反对，农民不满，不为天下老百姓，只为皇权统治长治久安，变法失败在所难免。
　　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所有新法尽数废除，改革成果毁于一旦，身有重病、忧心如焚的王安石慨然辞世。留给时人及后人无端争议的王安石，无论是变法、新学，还是诗词与《字说》，或者为人与处世，直至今日也不成定论，公论似乎也众说纷纭。这恐怕就不是视变法图强如生命的王安石个人的悲哀了，这是历史的悲哀，也难免不会成为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