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海南省三亚市著名的天涯海角游览区,之所以成为海南旅游标志性景区,追根溯源,要数存在于景区的、见证了天涯海角景区历史变迁的摩崖石刻群。目前,普遍以为最为知名的是“天涯”和“南天一柱”石刻。其实不然,石刻年代最为久远、且最为特别的,当属“海判南天”摩崖石刻群。“海判南天”摩崖石刻系“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题刻,之所以特别的原因是,这一题刻是当朝皇帝遣派的钦差所为,其并不是在天然巨石上题刻,而是题刻在经过剖开加工的巨石面上!显然,这一石刻的背后一定隐藏着重大的秘密,很可能与天涯海角的来历息息相关。然而,由于历史记载匮乏,资料散失及线索渺茫,人们已经很难去弄清、了解其真实背景,更谈不上解密了。

为了弄清楚其来历,解开这一“天涯猜想”之谜,结合已发现的康熙五十三年间的《皇舆全览图》这一重要历史线索,我们先后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挡案馆、国家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地,仔细审读了康熙时期的历史,并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包括阅读了康熙十一年(1672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御批奏折。尽管史料浩繁且头绪错杂,由于我们采取了地毯式搜索和重点排查的方法,使历史线索逐渐清晰。最终,我们幸运地从这些古旧的历史文献中淘到了金子,叩开了这扇紧闭了二百年之久的历史之门。下面,将我们研究、考证“海判南天”摩崖石刻群的结果公诸于世,以揭开历史的真实面纱。
一、关于“海判南天”的记载及其谜团的破解情况 1、郭沫若点校的清光绪版《崖州志》中的记载
郭沫若先生点校的、清光绪二十六年州牧钟元棣开局纂修《崖州志》的卷二十二、杂志类金石目中记载:“‘海判南天’石刻:在下马岭海滨巨石上,字大三尺许。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钦差苗曹汤巡边至此,镌。见宋《志》”。因后人对郭沫若先生权威性尊崇,长久以来,一直认为苗曹汤是一位钦差的名字。八十年代文物普查时,普查人员依照郭沫若点校的光绪年纂修之《崖州志》的记载,在原“海判南天”题刻的两侧加刻上“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和“钦差苗曹汤”。从未有人发现过光绪版《崖州志》存在的遗漏,更没想到还会存在误导后人的问题。
然而,文中提及的“宋《志》”是何书?深究方知,是乾隆二十年崖州知州宋锦任内纂修的《崖州志》之简称。
2、乾隆年间纂修的《崖州志》解开钦差苗曹汤之谜团
钦差苗曹汤是什么人?没有人提出疑问,也缺乏关注,更无人查考这个疑问。或许文中提及的“宋《志》”是一个提示?
根据这条线索,我们决定寻找乾隆二十年崖州知州宋锦任内纂修的《崖州志》。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到已经列为善本和孤本的乾隆二十年刻本宋锦《崖州志》,国家图书馆已将宋锦《崖州志》制作成微缩胶片以备份。发现了其中有关于钦差苗曹汤的记载,而该记载不仅印证了曾经有过的猜想,更解开了这个隐藏了二百多年的历史谜团。
我们赶紧将其中重要的部份复制回来,宋《志》中在“海黎志黎情目”篇里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遇京差苗、曹、汤三大人巡边至儋州,吴十出降”,附注“大人至(崖)州东下马岭海边刻‘海判南天’四大字于石”。从宋锦《崖州志》得知,原来“苗曹汤”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指三个人,是三位钦差的姓!记载中提到的吴十则是黎族土著部落的一个首领。
郭沫若先生为什么没校正这段志史呢?依据郭沫若先生在为其点校的光绪版《崖州志》重印本所撰写的“序重印《崖州志》”一文中,郭沫若先生写道“......原书校刊时,从事者似不甚谨严,错落处不少。”“工作仅费十日,粗疏之处,在所难免。不敢曲求鉴谅,但请读者自行核定,以免以讹传讹,不胜企祷"。我们认为,由于民国三年排印的光绪版《崖州志》没有标点,且未录十分重要的“三大人”三个字,加之郭沫若先生点校工作短促未来得及考查宋锦《崖州志》,因此没有校正这段志史,将这一考证、校正志史的机会留给了后人。
那么,这三位分别姓苗、曹、汤的钦差是谁呢?三位钦差为何要同时到儋州巡边?到崖州来干什么?为什么在下马岭海边被剖开的石面刻下“海判南天”,而不在一块完好石上题刻呢?从天涯海角景区“海判南天”石刻及附近的石群可以看出,这组石群是经过人工剖切的,且经人为放置的,并不是完好的巨石。在当时没有起重设备和剖切机械的情况下,仅靠人力把巨石剖切,又将其分开放置,是不是三位钦差雇人所为?如果是,那这些钦差为何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做这些事情?这一石刻与周边巨石又有什么关联或含义呢?
二、“海判南天”石刻群与《皇舆全览图》测绘的关系 1、闻名遐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盛况空前
由于康熙五十三年前后,康熙皇帝正着手进行一个宏伟计划,这就是当时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首次引入经纬度和测量技术等西洋科学,所进行的全国地图测绘工作。
“海判南天”题刻会不会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有关联呢?
(1)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情况
168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听闻康熙雅好西学,遂以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名义,派遣五位精通科学的传教士前往中国。时值中国强盛时期,便不怕外来文化“同化”。康熙同意其中三位在中国传教,另两位做他的私人教师。于是,将西学融会贯通的康熙,对土地测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曾亲自定位、调整各种形式的仪器,精确地计算,并与实测距离核对十分准确。此时,西学老师建议康熙进行一次全国土地测量时,康熙十分兴奋,如此浩大的工程,全世界都没做过。于是,康熙命宫廷教师白晋主持这世界第一的工程。
由此可见,清康熙的地图测绘工作是以兵部为主,钦天监派员以及众多外国传教士共同参与完成的。《四库备要·吏部·历代官吏表》载:清代职方“掌天下舆图,以周知险要,叙功核过以待赏罚黜陟”。职方即兵部职方司,康熙时为咨车驾清吏司。钦天监天文科掌管天象、经纬度测量。此次大规模测绘活动南到海南岛,北达黑龙江,东及台湾,西至西藏、哈密以东,包括了关内十五省和满蒙藏各地(新疆有战事而未测后朝代补之)。测得经纬点641个,其中广东省37处,海南岛7处。
该项浩繁的测绘工作,正式开始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完成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历经整整十年时间。期间遣派了若干批测绘钦差去到各地,花费了大量库银和人力、物力,完成了除新疆哈密以西及西藏部分地区以外的全国性地图测绘,康熙钦定为《皇舆全览图》,并于康熙五十八年正式颁布。
(2)从史实中考证出三位钦差的基本情况
据《明清史料》中《西洋人费隐等奉旨往四川等九省区画地理图散叶》的资料记载。“一件钦奉上谕,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十一日准兵部咨车驾清吏司案呈准养心殿咨称: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监视养心殿李秉忠、武英殿、布尔赛等八人,西洋人费隐、单爻占、麦大成、汤尚贤往四川等九省去,列名绿头牌启奏。……画江西、广东、广西省着李秉忠、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去。……于初四将向导护军参领郎图、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等十三人列名绿头牌启奏。奉旨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着派往江西、广东、广西省。……江西、广东、广西省去的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等各骑马五匹,监视养心殿李秉忠骑马五匹。驮仪器马一匹。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各骑马四匹。”“一起画江西起至广东、广西等处偏处绳量、画图,需用程途志书、绳锣、画匠、夫役等项,照我们所行之文,立刻转行该督抚即速预备。等因前来相应移咨该都钦遵奉旨事理转饬所属地方速行预备可也,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各到臣,钦此。该臣察得此案已行广东布政司粮驿道及照行各镇协营,钦遵预备,听候钦差到日应用,未完结理合登明。”
《康熙起居注》载: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康熙言:“从前差李秉忠等往往画地图,俱给有印记,总督、巡抚处亦行文知会。”显然,此次测绘任务要求各省都府给予相关配合。
列为绿头牌启奏的测绘人员便是测绘钦差,而往江西、广东、广西的测绘钦差有中方的李秉忠、绰尔代、苗受(也称苗寿)以及传教士麦大成和汤尚贤。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江西巡抚佟国勷报康熙奏折:“奉为钦奉上谕事窃照江省绘图、舆图一案,奴才于康熙伍拾贰年伍月贰拾伍日接准兵部咨开,奉旨江西、广东、广西省着李秉忠、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去。又奉旨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着派往江西、广东、广西省。再下旨与画图去的人等,如画完一省就交该抚派的当家人好生送来。并准工部咨同前由各等因移咨钦此。今于拾贰月贰拾伍日准钦差移开江西统省舆图现今告成。等因并赍送舆图前来。”
从佟国勷的这份奏折可以知道绘图人员李秉忠、麦大成、汤尚贤、苗受、绰尔代等于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结束江西测绘进入广东省。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有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广东巡抚满丕奏进广东省全图折:“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准兵部咨称,奏上谕派郎中绰尔代、武官郑妙手(原文翻译有误,应为五官正苗受),前往江西、广东、广西可也。倘一省之图画完,立即交付该巡抚,派家人送来可也。钦此。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理藩院郎中绰尔代等已将广东省全图绘完,交与奴才。本日,立即遣奴才之家人南景赍捧,谨奏。为此具折谨奏。”
由此知广东地图已于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绘制完成。而地图绘制完成后,还要进行经纬度测定。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此次测绘广东省时,在海南有7处测量了经纬度,而测定经纬度均在每年的十一月。当时海南隶属广东省统辖,遣派至广东省的测绘钦差苗受、绰尔代、李秉忠、麦大成、汤尚贤等人当中,就有人来过海南。说明确有测绘钦差在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巡边至崖州东下马岭,按宋《志》关于“钦差苗曹汤三大人”的记载,可以断定就是苗受、绰尔代、汤尚贤这三位测绘钦差。
那么,为何郭沫若先生点校的光绪版《崖州志》中有关“苗曹汤”的记载会出现错漏呢?测绘钦差苗受、绰尔代、汤尚贤又是何许人呢?我们对此又作了一番研究、考证。
乾隆二十年版的宋锦《崖州志》,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测绘结束,又经过41年的岁月后,由于曾经发生过崖州“州署倾圮”“片板只字无复存”,故根据众访采辑而得。因此宋《志》只能根据采访者的回忆,记载下“(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遇京差苗、曹、汤三大人巡边至儋州,吴十出降”(附注“大人至州东下马岭海边刻‘海判南天’四大字于石”)的历史情况。附注内容是崖州知州宋锦采访记“大人至州东下马岭海边......”中的州东则是指崖州州东。而光绪版《崖州志》的记载中就漏掉了“三大人”三个字。
我们反复认真地对照康熙的有关奏折和相关史料,经过仔细研判“苗、曹、汤三大人”的有关记述,认为这“三大人”应该是钦天监五官正苗受和理藩院郎中绰尔代以及法国传教士汤尚贤。郎中绰尔代是满人,而“绰”与“曹”发音相近似(在地方口音较重的海南,被采访人难免出现口音误差),就想当然地将绰尔代之“绰”姓,以“曹”姓称之。可见“曹”应属是“绰”的误录。
三位钦差的基本情况已水落石出,此番研究、考证有了显著成效。但既然发现三位钦差是为测绘康熙《皇舆全览图》而来崖州,那“海判南天”石刻群与《皇舆全览图》测绘究竟有什么内在关系?三位钦差又为此做了什么事情呢?
2、“海判南天”石刻群与《皇舆全览图》测绘的关系
(1)“海判南天”石刻群是《皇舆全览图》测绘的需要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中国首次、世界最早在全国性大规模地图测绘中采用经纬度测量和三角测量方法的。根据雷孝思神父自述,康熙四、五十年间测绘地图,虽颇重经纬度,但因当时天文测量方法及仪器的限制,不能过于多测,且不能十分精确,尤以经度测量为不易。故只得依据少数比较可靠的天文测量为基础,而多用实地丈量以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