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之才的富弼
　　年轻时勤奋好学、雍容大度的富弼，被范仲淹赏识为“王佐之才”，晏殊将女儿下嫁。在契丹大兵压境，宋廷一片惊慌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以“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之节，受仁宗之命出使契丹，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唇枪舌剑，义正词严，成为宋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出使成功的典范。
　　 仁宗将被贬的范仲淹召回朝廷，任命右司谏，受命到江淮一带赈济旱蝗大灾，回朝后将灾民吃的野草遍示满朝官员和后宫贵戚。宰相吕夷简以为此举是讽刺朝政，深怀不满。郭皇后一句话使仁宗罢免了吕夷简的宰相职务，内侍阎文应以女色亲仁宗，不足半年吕夷简复相。范仲淹因劝谏仁宗废郭皇后之事，再次被贬，一年内辗转四五个地方。朝臣们畏惧阎文应的权势，不敢弹劾，范仲淹冒死弹奏阎文应搬弄是非、陷害忠良、心狠手辣、罄竹难书。皇上不准，范仲淹就一直绝食。范仲淹任开封府政绩卓著，绘百官图上呈仁宗，又惹怒了任人唯亲的宰相，被贬至饶州。相质才显、爱国为民、内修仁政、外固边防、先忧后乐的范仲淹一生坎坷，为官地方，屡次三番遭受陷害，痴心不改青史留名。
　　庆历三年，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臣，一时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济济。仁宗面对内忧外患，意在改革弊政，兴致太平。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十项改革主张，仁宗采纳并颁布诏令，“庆历新政”正式启动。
　　范仲淹与富弼共同提名转运使，范仲淹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心有不忍，犹豫着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庆历四年，契丹与西夏发生战争，契丹主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范仲淹担心边境有事主张增兵，富弼料事如神，契丹未犯宋境。
　　“新政”初见成效，但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诋毁谤讪，妄斥朋党，欺罔擅权。夏竦更是阴险毒辣，教唆其女奴模仿富弼的笔迹伪造废立诏书，诬蔑陷害富弼要行废帝立新之行。仁宗找借口外放富弼和范仲淹，韩琦为富弼辩护，也被贬知扬州，新政的主要官员全部被贬出朝。
　　富弼任京东路安抚使时，河北发生严重水灾，京东路流民有六七十万人之多。富弼引导官员与百姓出粟救灾，征用公私房舍十万余间，掩埋流民尸体，准许流民生产自救，募数万流民为兵。有人劝日夜操劳的富弼说，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富弼冒祸救灾，仁宗听说后十分感动，特地遣使褒奖，并拜其为礼部尚书。富弼坚辞不受。后富弼与文彦博同时拜相，士大夫以用人得当相庆于朝。仁宗突发风眩之疾，富弼与文彦博沉着冷静，宫内井然有序。后富弼又与韩琦为相，共主朝政。富弼为相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侍讲，四人天下众望所归，被士大夫誉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学士。富弼为相六年，不务兴革，谨“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百官各守其职。
　　英宗即位后，诏为枢密使，后封为祁国公，进封郑国公。神宗即位后，经常问策于富弼致国强盛、边事防务。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后，富弼再次拜相。朝中的五个宰相一度曾是“生、老、病、死、苦”，其意为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卞苦。富弼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退居洛阳的富弼乐于置酒赋诗，时时关心朝政，每遇国家大事，必畅所欲言。病逝时，享年八十岁。
　　●社稷重臣韩琦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第一个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众大臣接连上疏极力劝说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包拯、范镇言辞更是恳切，数年之后，韩琦再提此事，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终于立皇太子。是年韩琦封仪国公。
　　英宗即位之初，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紧张。韩琦不遗余力，互慰双方，母子趋和。这年，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身为宰相的韩琦始终以边事为念，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述方略。
　　神宗即位后，韩琦拜司空兼侍中。韩琦被诬告，神宗明察，但他仍坚决辞职，辞退所授两镇，任淮南节度使。韩琦坚决抵制并上疏反对变法，神宗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韩琦从庆历年间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在对外关系上，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
　　二十八岁的韩琦拜右司谏，三年内上七十余疏，敢于犯言直谏，诤言谠议，事有不便，不能不言，力求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宝元元年，韩琦连疏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面对灾情束手无策、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被罢，此事名闻京华。韩琦与范仲淹两人同守边疆时间最长，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着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壮心不已的文彦博
　　以“灌水取球”显示其少时聪颖机敏的文彦博21岁进士及第，在宋夏战争爆发、西边战事紧张的情况下，宋军将官多临阵先退、望敌不进，指挥系统效率低下，上疏皇帝极论其弊，力主改革军事，顶着重重压力为英勇之将刘平昭雪降敌之诬，防守边境两年，因有威名而敌不敢犯。
　　即使有名有才如文彦博者，也离不开德高望重者的举荐，而路通后宫借皇帝枕边香风更是捷径。为了求得进身之阶，文子以织金丝作灯笼，载莲花为锦，献给仁宗宠爱的张贵妃。在贵妃的内助下，文彦博被授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进入权力中枢机关。王则兵变，朝廷为难，文子从张贵妃口中得知仁宗有谁镇压起义就擢谁为首相之意，于是自请赴敌。兵变平息，相位到手。
　　第一次拜相的文彦博曾以“恬退守道”为由举荐王安石、韩维、张环等人，奏请朝廷重用。以“脱有难，臣请死之”之胆规劝仁宗减6万冗兵归农，为2万人减廪给一半，未出意外。御史唐介揭发文彦博送灯笼锦结交张贵妃，并当面对质，文子无言以对，拜谢不已。大怒的仁宗将谏者劾罪、被谏者罢相，时人写诗讽刺：“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出佞臣。”
　　第二次拜相的文彦博与富弼同日受命，以遇事沉着冷静、处事果敢决绝使仁宗病重期间政局稳定，朝野平和。唐介被贬岭外，御史吴中复上请召回，心胸豁达、私不废公的文彦博从旁劝说：“唐介所说大多是实情，也有道听途说的误解，但当时对他的处罚也太重了些，请准吴中复所请。”文彦博又有了厚德之风的美誉。后文彦博又被弹劾罢相，封潞国公。英宗即位后，提及当年建储立嗣之事，特别感谢文彦博首议建储。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元老重臣以文彦博为首极力反对。阻挠变法是异想天开，反对变法却可以殚精竭虑。神宗说：“我派了两个太监亲往民间察问，都说很方便与民。”文彦博争辩道：“韩琦是三朝宰相，说青苗法不便，皇上不信，只是相信两个宦官吗？”“陕右大震”使神宗十分震惊，文彦博上疏说：“朝廷行事，定要符合人心，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但人心未安，就是因为更张变革过当所致。祖宗之法未必都不能实行，只是有偏而不举之弊罢了。”责怪神宗、影射王安石之意十分明显，终被排挤出朝，几年后以太师身分致仕。神宗见年近八十的他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就向他请都养生之道，文彦博答以“恰好即止”。神宗奉为至理名言。哲宗即位后，高太后掌权，“元佑更化”兴起清算新法之风，当政的司马光力荐文老复出，参与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并主张对夏屈服妥协。辽国使者见到八十几岁的文彦博惊羡不已，对苏轼说：还这么年轻！苏轼告诉辽使，文彦博处理日常事务，干练得年轻人不一定比得上；贯穿古今，议论风发，即使专门名家也有所不如。
　　文彦博三守洛阳，再为宰相，致仕之后，洛阳人图绘其像于资圣侍寺中，并建堂命名。司马光为之作记，说人臣“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像文彦博这样“事君以忠，养民以仁”，“逃宠而宠不我舍，避名而名常我随”，千百年来也没有几个。出将入相的文彦博穷极富贵，平时却待人谦和，尊德乐善，特别礼遇鸿学硕儒，推崇邵雍、程颢、程颐的道学，并与他们结成布衣之交。工书法受黄庭坚称赞，长诗词多与政治有关。只录《双泉》：“长剑并弹霜气豪，白虹半折秋云高。濯缨洗耳更何处，世人回看轻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