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之三：富弼
　　
　　
　　富弼出使契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外交。
　　年轻时勤奋好学、雍容大度的富弼，范仲淹赏其有“王佐之才”，晏殊许其为东床。
　　仁宗废后，范仲淹因直谏被贬出朝，富弼上书皇帝，直言“废谪后，逐谏臣”，一举两失，非太平盛世所为。
　　无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仁宗与朝中大臣久议未决。富弼上书论西夏八事，认为西夏来使部从仪物隆盛，言辞傲慢，必是元昊心腹大臣，请求朝廷立斩西夏使者，以示抗御决心。仁宗任命他为谏官。
　　澶渊之盟之后，辽宋双方互派使节，礼尚往来，近四十年互不侵犯。
　　但宋军在宋夏好水川之战中大败，西边战事再次吃紧，北部边防又生空虚。契丹趁火打劫，以武相挟，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刘六符为使前往宋朝索地。
　　来使责备宋朝不该讨伐西夏，更不该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溏水、添置兵丁而有违澶渊之盟。又以维持和约为名，要求宋朝将关南地区还给契丹。
　　来使气汹，大兵压境，宋廷惊惶失措。
　　宋仁宗欲派“国信使”与契丹交涉，朝臣以前途莫测、吉凶难卜而无人应命。
　　宰相吕夷简与富弼心存私怨，乘机向仁宗推荐富弼。
　　当此危难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挺身受荐，慷慨奔赴国难，被任命为接伴使。富弼在向仁宗辞行时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富弼迎接契丹使，萧英借口脚病而拒绝行拜见礼，富弼不卑不亢：“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萧英肃然起敬，在别人的搀扶下行礼。
　　富弼与萧英坦诚相见，萧英也毫不掩饰南行的真正目的。
　　富弼带着仁宗拒绝割地，只允增币或和亲的两套方案出使契丹。
　　临行前，仁宗要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坚辞不受，说：“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
　　一人肩国赴辽地，唇枪舌剑之战在所难免。
　　富弼问：两朝皇上，父子继好达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为什么？
　　辽兴宗答：南朝违约，堵塞雁门关，增设池塘水泊，修治城隍，征集民兵，这是何意？群臣都请求用兵，而寡人以为不如遣使求关南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
　　富弼对：北朝忘记南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难逃一人。且北朝与南朝通好，则皇帝专得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皇上受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这全是为自己打算，而非为国家着想。
　　富弼为兴宗解惊疑：石敬瑭欺天叛君，求助于北朝，石重贵昏乱腐朽，神人共弃。时契丹攻克汴梁，掳获金帛充斥于诸臣之家，但壮士健马大多牺牲，最终说来谁当其祸？今中国封疆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难保必胜。胜负尚未可知，即使胜了，也是损兵折将，如此则是群臣吃亏还是皇上吃亏呢？若继续修好，岁币尽归皇上，臣下得到好处的只是每年奉使的一两个人，其他人何利之有？
　　辽兴宗觉得颇有道理。
　　富弼进一步解释了辽朝所忌的几件事情，兴宗详知。又细析涉及关南地区的前朝旧事，力解伐元昊之深意，主与使稍释前疑。
　　辽兴宗得寸进尺，坚持得地则欢好可久，让其偃旗息鼓着实不易。
　　富弼针锋相对，以仁宗之令转达：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岂肯失祖宗故地？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关南旧地有议，燕蓟故地必争。
　　兴宗对荣辱之议十分赞赏，却弃金帛而求和亲。
　　割地之事烟消云散，仁宗非常满意。
　　
　　
　　
　　
　　富弼再次带两封国书、三封誓书出使契丹。
　　兴宗节外生枝，要求北宋给岁币，在誓书中须加上一个“献”字。
　　富弼义正词严：“‘献’字乃是下奉上，不能施于平等的两国，何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
　　兴宗退步，意欲改“献”为“纳”，富弼仍严词拒绝。
　　富弼愤然退出帐外，手指高山对刘六符说：“此山尚可逾越，若欲‘献’、‘纳’，就像不能登天一样。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敢答应！”
　　然而，使者一人，可抗暴威；朝廷众人，难违劣求。堂堂宋朝竟同意了宋辽今后书词中的称“纳”条件。
　　富弼全身系安危，一心效国家，两次出使于危难之中，才华出众，胆识过人，手段强硬，力可擎天。
　　第一次出使时，女儿刚刚去世，忍痛而行。
　　第二次出使时，儿子刚刚出世，逢喜即走。烽火即燃，家书万金，每得家书不拆不看，以免徒乱心意。
　　出使成功，受到仁宗嘉奖，任命其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上书明言：现在既然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便以为太平无事，万一契丹败盟毁约，我是死有余辜。但愿陛下要切记契丹轻蔑侮辱我朝的国耻，卧薪尝胆，不忘治理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