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天悯人（之二）
　　以心敬天、以爱达人的苏东坡很能借助酒的力量，在微醺的天地中任意自我，天性纵横。
　　苏东坡一直相信自己会遇到神仙，相信自己也会成仙。
　　中了进士，尚未做官，再出巴蜀，船经三峡时，苏东坡到过神女祠。附近有一种长势特别的竹子，竹枝柔软低垂，直触地面，俨然向神俯首膜拜。有风吹拂，竹枝轻摇细摆，使神坛洁净无比，犹如神女的仆人一般。心到神知的苏东坡想：“人也许可以成仙，困难就在于难忘人欲。”
　　曾经举荐过苏洵的元老张方平是酒中豪侠，酒量可达百杯。欧阳修也是海量，张方平技高一筹，他从不说喝多少杯，只会说喝多少天。苏东坡虽酒不如人，但他不会因酒量小而戒酒，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一杯酒浇晕头的人成了酒中之仙，恐怕只有苏东坡一人可以当此盛名吧！
　　苏东坡在惠州时，十分推崇不亚于仙露的桂酒。他给陆维谦写信说桂酒一端足可以抵他迢迢千里跋涉之劳，陆维谦果然不辞两千里之遥飘然而至。这是有酒作媒，实是为情所牵。
　　惠州的酒由各家自酝，没有官方专卖。苏东坡以为在新的地方遇到了故知，给朋友写信赞美桂酒的异香，略带甜味，益气补神，容颜焕发，开怀畅饮就会轻灵飘逸，飞行空中而不沉，步行水面而不溺。
　　苏东坡写了五六篇酒赋，还写过一篇《酒颂》。“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凝神……湛若秋露，穆如春风。疑宿云之解驳，漏朝日之暾红。初体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扫空……座中客满，惟忧百盍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乐；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苏东坡在鉴赏酒的同时，还试验造酒。在黄州做过蜜酒，在定州曾试做橘子酒和松酒，还写了《松醪赋》；在惠州品尝了中国南方的特产“酒子”，类似稍带酸味的啤酒；给朋友详述了“真一酒”的做法。想象苏东坡边滤酒边喝个不停，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就不只是一个快乐的人，就是酒中的神仙。儿子们经常被问到父亲做酒的方法，尤其是桂酒的制作，他们只是笑答每一种酒只是试验一两次罢了。尝过黄州蜜酒的人，少有不腹泻的。
　　　　
　　即使在手握重权、操笔书旨的时候，苏东坡的情怀也没有因权位的高升而有丝毫的改变。
　　苏东坡极受贤德的皇后的赏识和恩宠，是仁宗皇后在他受审时救了他的命，英宗皇后让他得到一生中最大的官职，神宗皇后使他免于客死蛮荒。
　　四十九岁的苏东坡再回京都后的八个月内，朝廷将他连升三级，为皇帝草拟诏书。
　　三品官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职位永远是由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的，这是升任二品首相的前一步，而一品官却从来没有人荣得。苏东坡这时候可以直接接触儿童皇帝和太后，单日夜值宫院，拟文成旨，双日发布圣旨。宫中的夜，或热或冷，或短或长，苏东坡和这时候的宋朝的心脏一起跳动。
　　苏东坡对政客的嫉妒已经万分厌恶，提出请辞该职。皇后让他拟写任命吕大防为宰相的圣旨后，突然问他几年前官居何职，现在身居何职，为何升迁如此之快，苏东坡一一作答。皇后告诉他升迁之快不是太后与皇上的恩典，也不是老臣的推荐。呆立着的苏东坡沉思片刻说：“臣虽不肖，但从不运用关系求取官职。”太后最后说：“这是我老早就想对你说的。这是神宗皇帝的遗诏。先王在世之时，每当用膳时举箸不下，臣仆便知道他是在看你写的文字。他常说起你的天才，常想用你，但不幸未及如愿便遽尔崩逝。”
　　苏东坡拟了约有八百道圣旨，都收在他的全集中。这些精品佳构，无不铿锵有力，妥贴工巧，简洁明快。圣旨惯于引经据史，富有例证譬喻，苏东坡对此举重若轻，挥洒自如。在他去世后，有一个洪姓人接替他的职位。这个人对自己的文才颇为自许，问当年侍候过苏东坡的老仆人，他与苏东坡相比当是怎样。老仆人恭敬地回答说，苏东坡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写得美，不过他永远不用查书。
　　这肯定是在称赞他的才华和学识，其实支撑起这座大厦的基石还是他那颗牵挂朝野的赤诚之心。
　　
　　苏东坡不会因为朝政时局混乱和个人境况的悲惨而改变自己的政见和作为。
　　北宋王朝因朋党之争而衰微，国力耗竭，小人当政。苏东坡青年时期，朝廷上贤相良臣当政。到哲宗、徽宗之际，贤臣少了，或贬或去。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极力排贬二十多位忠贞之士。党争再度祸起，又失中流砥柱。任何一项超现实而不能终其善局的新法，只有独断专行的狭路一条，危害之烈可想而知。富哲思之辩的苏东坡，与新法主将王安石对抗，源于苏东坡洞察世事的慧眼，一生处世轻松、议事诙谐的苏东坡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朝议纷争之中，并非不能自拔，而是不愿抽身弃世。与王安石狭路相逢，影响苏东坡一生的宦海浮游，也暗含了北宋王朝的命运。
　　孤高洁明、坚持己见的苏东坡身经风雨却明晓谦退之术，但从没有醉心政治的他，却始终被政治所追。王安石得势之时，他从政坎坷，仕途灰暗；所谓的同党执政之时，他依然如故，身陷漩涡。他绝无进取宰相之位之心，否则，他也就不会是苏东坡，也不会是世代敬仰的苏东坡。
　　司马光去世后，苏东坡身居高位，卓然临世，自然惹人嫉妒。风暴不期而至，他是最危险的中心。以理学家为首的朔党、洛党与貌似以苏东坡为魁的蜀党，无缘而争，无由而斗。弹劾苏东坡的奏章接踵而来，太后敕令停止，也有人抗旨再奏。苏东坡放弃外放之求，昂首挺胸承箭，给皇后上了两千字的表章，终得留任原职。在两年之中，苏东坡以其鲜明的志士本色和无畏直爽的言论，得罪了许多应该得罪的人，成了小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在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他出任杭州太守。
　　在他启程时，已经八十三岁高龄但仍然活跃如常的文彦博为他送行并劝他不要再写诗。已经上马的苏东坡大笑着说：“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做注疏呢。”
　　苏东坡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更是信仰的悲剧。他是胸怀坦荡、耿介独立的性情中人，又是温和的革新派，他坚决反对王安石的激进不弯和任用非人的变革主张，也与悉数废除新法的保守派格格不入。
　　他是一个真正识时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