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秉性难移（之一）
　　
　　
　　 巴蜀大川以母亲般的胸怀哺育了苏东坡。
　　有机警善变、自恃自治传统的四川人，文化底蕴丰厚。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好学之风的兴起，为学之人和入朝为官者众多。钟灵神秀的潜质使他们在科举考试中的古体诗写作方面独有天赋，是黄河流域的考生所不能比拟的。文化中心成都以精美的信笺、彩云般的织锦、幽深浑厚的寺院以及名声远播的艺妓才女闻名于世，产生出不可忽视的影响。相比而言，川蜀之文少了些令人厌烦的浮华虚饰，多了些朴质遒健的汉传遗风。
　　雄辩与论争是川人的长处，并且乐此不疲。著文必引经据典，畅谈要妙趣横生。“三苏”在争辩中从未甘拜下风，政论文章掷地有声，恐怕与此多有渊源。苏东坡似战国诡辩游说之士，有孟轲文章的雄辩之风，巧于引喻取譬，精于预事料人，不愧为四川人的后代。
　　文明的及早浸润，使川人知法而守法，护己而要求官吏不可违法。这难治之州竟令许多人头疼，本来是好事，却叫庸者无所适从。苏东坡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
　　作为川人的苏东坡自然不会有受川风的影响。难移的秉性造就了苏东坡，我们也只喜欢这一个苏东坡。如果按自己的心思改造苏东坡，哪里会有这一个令人仰慕的苏东坡！
　　不足十岁的苏东坡由母亲教习后汉书。后汉时期朝政不修，奸人乱党横行，为正义而献身者前仆后继。其中有一个无所畏惧、舍生取义的青年范滂，是个正直言吏，三十三岁时遭到惨杀。少不更事的苏东坡天真地问母亲：“我长大以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后汉的范滂成为幼小的苏东坡的偶像。“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在早期的《沁园春》中高歌其怀：“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至君尧舜，此事何难。”这才有了直比范滂的苏东坡。
　　这时相对稳固的朝政和升平的盛世，使欧阳修、范仲淹得以传入苏东坡的耳中，参天大树陪伴着纯洁的心灵成长，长成独一无二的苏东坡。如果能深悟欧阳修、范仲淹的高风亮节与内心世界，就更能明晰苏东坡的遗世独立是多么地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这些分析都是后来者的自作聪明，如果能够先知先觉，苏东坡一定比现在还要神气十分。
　　家传的影响肯定比不上家教的威力，言教也断难比得上身教的直接。在苏东坡品格初成、秉性定型的十六岁时，父亲以非常手段处理非常之事，对苏东坡自然也有非常的影响。苏东坡的姐姐许嫁给外婆家后逃回不久就离开人世，苏洵怒发冲冠，忍无可忍，先写诗怒骂并自责，又召集族人怒斥大舅哥，言辞之烈如同檄文。程苏两家四十多年断无来往，受伤害的首先是苏东坡的姐姐，最难受的也只有苏东坡的母亲，最解气的是父亲苏洵，最受震动的是苏东坡。晚年时的苏东坡，不像祖父那样张扬自至，更像父亲一般疾恶如仇，宁死不折。
　　父子三人，两个儿媳，一个刚能盈怀的小子沿长江顺流而下，举家东进。这与上次离别蜀地已是天壤之别，心情是无限地放松。仙都的白鹿传说，激发了少年苏东坡久蕴心底的诗兴。险象环生的三峡之程，磨砺着少年英才。在高空飘逸翱翔的苍鹰，让已然思索人生劳苦的苏东坡寻求解脱。神女奇峰、巫山云雨，使苏东坡时隐时现的理性猛然苏醒。奇山异水、钟灵毓秀的秭归，在更高的层次和更深的内涵上再度开启他的心智。“新滩”的由安及危，黄牛山的柔情留客，崎岖变坦途，恰似人生事。在襄阳追忆刘表，怅思孟滔因属将不才失去家园沃土，史事入心能思，政事入脑可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