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举之途的悲惨境遇
　　人的痛苦大多在于无法改变所谓的命运，人的快乐大多来自适应既定命运的安排。熟读经史子集的柳永才华横溢，厉练情场疆场的柳永胸襟高远。奔波仕途之路成了他唯一的选择，拚搏科举考试只能是唯一的途径。
　　心比天高的柳永在宋真宗天禧元年时赴京城赶考，自以为金榜题名似探囊取物，将有作为如水到渠成。然而，这次却名落孙山，他不在乎，淡然一笑，只在词中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人生不短，有时可待。谁知等了五年，再开科又是榜上无名。肠断压不住牢骚，他写了这首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样的牢骚不会害人，只会害己，又让被辱骂的人有了口实和把柄。柳永说我有才即使不做官也无所谓，照样可以潇洒。如此牢骚闷在肚里烂掉也就罢了，偏偏他要说出来，又恰恰是用他最拿手的词来表达，绚丽多彩的词句和柔美动人的音律早已征服了所有歌者的心。好歌者倾情演绎，好事者挖空心思，这就由不得他了。柳永的这首牢骚词最后传到了宫中，惹得宋仁宗大光其火。
　　在京城逗留三年的柳永第三次应试，只等皇帝圈点放榜，对老帐记忆犹新的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最终又是功亏一篑。
　　宋仁宗容不得柳永的牢骚和张狂，加上游走在皇帝身边的御用文人的挟嫌报复，直向庙堂之高的柳永，掉头转向民间，径直扎到底层。皇帝少了一个艳词作者，宫女少了一个丽曲谱手，百姓多了一个自己的词人，妓女有了一个体己的情人。
　　是好是坏，历史没有评说，都在世世代代的人的心里。
　　用泪水擦拭灵魂，以思想荡涤世俗。来自民间，生活在底层，又成了柳永唯一的选择。
　　风华正茂的柳永以风流倜傥的形象站立在百姓生活的第一线。与京城的高贵潇洒揖别，潜身聚心融入市井繁华，才子风度重新找回，少年情怀依旧浪漫。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皇帝不养爷，自有养爷人。出入花街柳巷，沉缅秦楼楚馆，落泊文人成了知己，烟花女子成了体己，民间创作成了主流，卖词为生成了主业。
　　被宋朝统治阶级所重视和提倡的仍然是骈体文赋与五言七言诗，文人多将精力投入诗与文的写作，将词看作“诗余”，拒其入大雅之堂。有文载苏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辛弃疾也会作诗，诗不及词，有文评其“稼轩胸中古今，止用资为词，非不能诗，不事此耳”。词供歌妓演唱，类似酒宴上的行令，被称作小令。道德是一家之言，喜好却因人而异。士大夫官显名贵，却可以畜养家妓，也可以在朋僚欢宴上让歌妓舞女伴酒助兴，酒酣心动，信手涂鸦，从樱桃小口中似珠玉般吐出，字正腔圆；自长袖善舞里如天仙般回转，仪态万方。欧阳修家有美妙歌妓八九姝，苏东坡有歌女舞妓数人，韩琦家有乐女二十余人，只有柳永被推到了道德的审判台上。柳永慕名诚拜执政大臣晏殊，晏殊不愧是慧眼识才之人。柳永说自己与晏相公一样作曲，晏殊极不宽容，多有鄙视，直言自己不曾写过柳永所表达的艳情，也没有柳词的众口传遍之恶。误功名成就了填词，填词更误了功名，只留下词名。
　　词与歌妓相伴而生，依赖生存。没有词，歌妓将口不能张，失声于色；没有歌妓，词也无法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弹泪唱曲的歌妓是成就词走向辉煌的另一支力量。古代将歌妓、乐妓和舞妓并称女乐，游走在宫廷与官宦之家，成为豪华的装饰品和腐化的玩乐术。时至唐宋，歌妓多数都有超群的修养、超常的技艺和超凡的美貌，长于吟诗作词，自由表情达意，不少文人雅士都与她们有凄婉缠绵的爱情故事，流传出感人至深的青楼佳话。但早已铭刻在各色人等内心深处和骨子里头的伦理与道德，永远将歌妓钉在了万劫不复的耻辱柱上。
　　柳永却是离经叛道、敢作敢为的，他与歌妓们有着水乳交融般的依恋与交往。在精神世界里，柳永同情她们的遭遇，习趣融洽；在艺术世界里，精通音律的他为她们创作了不计其数的绝妙之词；在物质世界里，他与她们相依为命，聊以度日。在柳永的眼中，歌妓并不是轻浮浅薄的女子，为这些学识与主见俱备、品格与志趣高雅、向往与憧憬美好的女子寄情与疾呼，正是良心发现与为善之举，多的是情与爱，少的是肉与欲。
　　这一下就是十七年的时间。在歌舞淫糜中消魂烁骨，没能让他筋柔骨酥；在青楼梦好里依红偎翠，没能使他留恋忘返。这也就是柳永，成为不可多得的例外。多少人一夜销魂而烂掉一生，身陷情场而终生不拔。许多妓女因唱柳永的词而红透京城，又是妓女最终成全了柳永，使他活下来，没有浪迹江湖、归隐山水，让一个断然无法立足的人成长为一个让人无法忘却并使历史闪烁光辉的词人。
　　众妓女对柳永的喜爱实在是无以复加。在风月场上游荡，没有一个是用情专一者，柳永也免不了朝秦暮楚。但他内心深处把她们看作是人，被崇拜者没有将崇拜者视作低人一等者。见上一面，叫声名字，写首唱词，都会让她们喜不自禁，幸福无比。肯定有不少人或长或短地赢得过柳永的心，从中得到了名分和利益，其中的感激之情不言自明。作为吃青春饭的弱势群体，妓女们“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确乎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世态炎凉，人情淡薄，怀才不遇，命运多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自然乐相识。柳永面对市井杂巷、勾栏瓦舍，识其疾苦，哀其不幸，慰其欢情，多了一份同情、尊重与欣赏。柳永穷困潦倒，断难千金买笑，只有快意的人生和满腹的才华可供挥洒。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是柳永供养着妓女，不如说是妓女奉养着柳永。与大庭广众之下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石榴裙下衣冠禽兽、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相比，柳永当然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喜爱。野史和后人如此宽容柳永，众多烟花女子功不可没。
　　 痴情人有《迎春乐》：“近来憔悴人惊怪/为别后、相思煞/我前生、负你愁烦债/便苦恁难开解／良夜永、牵情无计奈/锦被里、余香犹在/怎得依前灯下/恣意怜娇态。”一首《西江月》，三个知己女：“调笑师师最惯/香香暗地情多/冬冬与我煞脾和/独自窝盘二个/“管”字下边无分/“闭”字加点如何?/权将“好”字自停那/“奸”字中间着我。”这自然被视为无聊之作，是为了博取妓女们的欢心，迎合小市民的俗趣。这自然也被昨夜尽情销魂、今晨刚出青楼的王侯将相、名人雅士所不屑一顾，做起来可以堂而皇之地斯文扫地，说起来必须冠冕堂皇地附庸风雅，当然与柳永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这方面，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过多地责备柳永。作为封建文人，从政不通而寄情山水的只有李白与陶渊明，为政不顺而专司文心的只有苏轼与白居易，柳永是得意尽欢、失意欢尽的人，况且后人也无法改造前人。诚然，历史的足迹延伸到北宋开国后的数代，堆积其中的是太多的风情、太重的浓艳、太厚的淫猥。五代十国乱中求生、以乐为本；隋朝登峰造极、短命如催；唐朝空繁虚华、推波助澜。历史的悲剧没有惊醒宋朝的梦中人，历史的香风却熏染了赵氏天子，历史的淫雨浸润了大宋王朝的文官武将。写点艳词，喝点花酒，心陷情场，身依风月，早已不是三教九流的专利，登堂入室的王侯将相更是乐此不疲。晏殊父子一唱一和，后世的周邦彦与宋徽宗因李师师而明铺暗盖、争风吃醋，五花八门之事数不胜数。就连极受后人崇敬的欧阳修、苏轼等宗师显官，五彩缤纷之事与含情脉脉之句也是不枚胜举。
　　柳永一生以生命求风情，用灵魂谱华章，作为封建社会的文人词者，这已属难能可贵。想时下文人，多有以灵魂生活、用身体写作者。读《红楼梦》只记住了怡红院，看《金瓶梅》只记得西门庆，上过黄色网站，看过几张烂牒，尽搜离奇情节，猎奇阴暗角落，面对洁白的稿纸和柔和的荧屏，沉缅于痴攀巫山、姿行云雨，误将支流作主流，吸毒、嫖娼、一夜情纷至沓来，颓废、郁闷、多角恋杂然相陈。将所写人物少时对性的无知当作看点，将个人臆想与体验作为卖点，肆意放大涉性的第一次，随意涂抹初潮与初夜，将苍蝇、臭虫等堆砌在作品中，以经血与精液为粘合剂，将文学殿堂妆扮得乌烟瘴气，把诗词歌赋演绎成乱七八糟。用身体写作就是透支卑劣生命，以肮脏作墨就是出卖卑贱的灵魂。更有不少的影视之作，用高倍放大镜张扬黑暗，用视觉冲击波宣泄滥情，以灰暗的心理选美，以取乐的方式速配，对空长着一双眼睛从来不读好书的“影视爱好者”更是大饱眼福、消磨时光。这些人都是一件好事也做不成的人，不做坏事，他们就无法活着。与风流却不下流的柳永相比，全是些下流却不风流的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