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广西山区的“大动静”,清go-vern-ment不得不着急。北京城内,早在当年(道光三十年)春正月,道光皇帝本人已经“崩”了,庙号“宣宗”,其四子奕詝继位,明年改元“咸丰”,是为清文宗。
道光帝在位30年,恭俭宽仁,是一位勤快节约的苦心皇帝,个人品德几乎无可指摘,只可惜“有君无臣”,在其统治后期,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大清王朝一天不如一天,这位仁德皇帝可称是郁闷愤懑而死。所以,道光帝本人在咽气时并未知晓有“拜上帝会”的大患。
帝国广大,新君咸丰初立,内忧外患,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大烂摊子。但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广西“贼”虽然在当时不是什么大事,也得要正视。早在道光三十年七月,广西提督闵正凤已经因办事不利被革职,不久广西巡抚郑祖琛丢官。湖南提督向荣和云南提督张必禄分别带领楚兵和黔兵被清廷调至广西去解决问题。在虎门销烟倒大霉的林则徐也被起用,被任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可巧,老林头刚走到潮州就病死,终未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如果他多活几年,无外乎生前身后有两个结果:其一,拜上帝会根本没有机会成为“太平天国”;其二,林则徐再也无法享受上个世纪后五十年国人对他的尊崇,“苟利国家生死已”这条标语也不会在今天的福州街道上看得见。总而言之,老林头死得很是时候,以其老迈之年,在烟瘴之地的广西辗转劳累,想必不会有太好的结局。老林头病死,云南提督张必禄前后脚也病死,镇远总兵周凤岐代领其军。
到咸丰元年(1851年)初,已有两广、云贵、湖北、福建六省正规军开至广西,人数大概有一万多人,接林则徐棒子的是前两江总督李星沅。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这一天,清go-vern-ment辖下广西浔州紫荆山地区金田村出现了“太平天国”,但“天王”早在1837年时就已经“存在”了。因为洪秀全诈称他生病发烧时上过“天堂”,天父上主皇上帝当时已经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其实“太平”二字,早在东汉何休对《公羊传》作解诂时已经使用过,汉末的造反者张角也曾称他所组织的“宗教”为“太平道”,元末江南农民造反也称“杀尽不平方太平”,明末有几个农民军头目也自称“太平天”什么的……“太平”一词相同,意义到了洪秀全时代却大有不同之处。
由于会众日多,已有三万多人,金田村再也盛不下这么多人,粮食也成问题。于是,建“天国”后的第三天,即1851年1月13日,会众们沿大湟江而上,直杀江口墟。此次行动并非多么有目的性,因为“大湟”二字的客家和白话读音类同“大王”,“出大湟”意即“出大王”,如同“拜金田”等同“拜金殿”音声一样,这群人已经痴迷“拜上帝教”,拥“大王”浩浩荡荡而出。
不巧,由于清军正规军越来越多,拜上帝会会众顶不住,便于三月间撤出江口墟,奔向武宣。
力争上游——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的东乡正式对外称“天王”,并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左军主将。由此,规模初立,五军主将制度成形。
与此同时,咸丰皇帝派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督师。由于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人将帅不和,广西清朝高层内部大乱,确实需要一位威望高的能臣来当地镇服诸人,统一指挥。
赛尚阿是蒙古正蓝旗人,字鹤汀,嘉庆年间中举,道光时代已做过军机大臣,官至理藩院尚书。此人人品很不错,又是满蒙贵族血统,在道光末期以协办大学士兼九门提督,时人以“宰相”目之。咸丰帝继统后,非常重视这位前朝贵臣,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委以首辅重任。见广西乱起,忧心之余,咸丰帝就想以赛尚阿领头,兜头浇灭“天平天国”这把邪火。
出发之前,咸丰帝不仅赏赐赛尚阿“尚方宝刀”,又加军费白银两百万两,京兵京将随行,将似英豪,儿郎虎豹,高参如云,忽喇喇直奔广西。由于相爷带头,皇帝撑腰,朝中不少玩命往上爬的中小官吏纷纷“搭车”,随同赛尚阿前往广西“平贼”。他们心中小算盘打得好,自认为此行肯定一马成功,旅游一样跑一圈回来,得胜还朝,加官进爵。当然也有清醒的人,满族宗室遐龄在其笔记中就记载,当时其外祖父时任翰林院侍讲的铁林就说:“(赛尚阿)此去必不成功,然天下之兵灾自此始矣!”
赛尚阿为人清慎廉洁,审案办公是把好手,军事方面却是个庸才。而且,他出京时排杨极大,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对此很是不屑,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述说:“赛中堂视事广西,带小饮差七十五人,京兵二百四十名,京炮八十八尊,抬枪四十杆,铅子万余斤,火药数千斤。沿途办差,实为不易。”而赛尚阿本人,表面硬撑,其实内心也很惶惑,临行与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揖别流涕,深恐此去凶多吉少。
洪秀全东乡称“天王”后,杨秀清指挥前锋军占领县城东南三十里的三里圩。1851年3月2日,向荣、周天爵率六千多清军向太平军展开攻势,却反被对方杀得大败,损失无数辎重不说,黔兵被杀几十人,掉头奔逃。此战胜后,洪、杨等人食髓知味,深知清军大集,眼前形势不容乐观,于是,4月15日夜晚众徒召开“总结会”时,杨秀清咣当一声又摔倒在地,开始“天父”下凡;4月19日,萧朝贵也咣当一声倒地,开始“天兄”下凡。主要的装神弄鬼目的,均是代“天父”、“天兄”传言,要众人共扶洪秀全这个“真主”,拼死战斗。
挨打受挫之后,向荣、周天爵也学乖,不敢再主动上前捋虎须,开始采取“坐战之法”,与太平军相抗。此种战法,即首先设立一个大营,下设炮眼两座,以守代攻。由此,“贼一无所见,一炮不能伤。我军更番迭打,一人不能走。其一人不能走者,四面皆厚墙深壕,死即同死,生则俱生,盖即淮阴(韩信)背水(之战)之遗意也。”后来,曾国藩、应宗棠、李鸿章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长围坐战法”,很见成效。
后来有成效,当时并不见得。延至5月15日,太平军由于缺衣少食,冒死从东乡突围,直趋象州,周天爵的“坐战法”最终在广西没能成功。
清军很着急,乌兰泰和向荣二军,闻讯即急行军赶至,准备围攻太平军。独鳌岭一战,本来清军已占先机,但太平军关键时刻选出七个敢死勇士,攀绝壁突入清军大营,高喊冲杀。正在附近山岭激战的清军以为大营被破,顿时泄气,四处狂逃,摔死的就有一百多人,总共被杀三百多,散溃大败。
7月份,太平军从中坪奔往桂平的新墟,在双髻山,又遇到向荣、周天爵等人的拦截。由于有赛尚阿派来的生力军到来,清军战斗力增强,打得太平军有些招架不住。交仗十多天内,杨秀清、萧朝贵不得不三次“咣当”下凡,鼓舞士气,向会众施以精神战胜法。由于众寡相差太大,太平军死伤无数,“天父”、“天兄”下凡也帮不上忙,只得集体败走双髻山,突围而走。
福兮祸兮。洪秀全在茶地“下诏”,明确了杨秀清的首席军事指挥权。杨秀清有勇有谋,整顿纪律,严令太平军为了“天国”死拼。连清朝的官员都曾说过:“初洪逆(洪秀全)至金田传教,志在蓄财致富,无反乱之心;自杨秀清入party,怂恿洪逆聚众谋叛,教以战守之计,洪逆积财渐裕,结party亦多,且见土寇蜂起,官兵懦弱,遂从杨秀清之语,始怀异志,诸事听杨调度……”(《粤寇起事记实》)所以,金田初起,杨秀清绝对是个关键性人物。
9月11日,太平军趁夜从新墟遁走,在五峒山跋涉后,东出平南。向荣、乌兰泰闻讯(当时周天爵奉谕至北京复命),立刻率清军在官村扎营,准备消灭太平军。
结果,清军没料到这些先前被追的到处逃跑的太平军会反扑劫营,萧朝贵等人连夜劫营,杀死不少清军,其中包括一名千总,并夺得所有几乎军械物资。向荣此次输得极惨,率残军奔回平南县城,称病不敢再出。他在与友人的信函中承认:“(我)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胆寒不已。
官村之战得胜后,太平军秉锐,水陆共进,直杀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途中,太平军发展了许多新徒众,力量增强,其中包括时年十四岁的“娃娃兵”陈玉成。1851年(咸丰元年)9月25日,罗大纲率太平军前锋攻克永安。永安之战意义重大,这是太平军第一次占领“大城市”。此时的太平军,已有近四万之众。
乌兰泰清军随后赶到,逡巡不进,在城南屯兵观望;向荣更倒霉,他还没赶到永安,在距城二十里开外的古苏冲中了太平军一部的埋伏,被抢走大批军资,兵士死伤不少。
赛尚阿方面,他出京后走走停停,走了两个多月才到桂林。永安沦陷的消息传来,赛中堂心中惊惶,忙把军营移往阳朔。他倒不是贪赏风景,而是因为这里靠近山区,兵败后容易躲和逃。太平军对赛尚阿本人没有丝毫惧意和敬意,他们在永安城张贴赏格,向荣脑袋值千两白银,赛尚阿脑袋才值五钱银子,完全是拿赛中堂开涮。此外,赛尚阿文官出身,对驾御武将之道根本不通。乌兰泰百战猛将,达洪阿有功名将(曾在台湾平“贼”),向荣依违称病,这位赛中堂均无可奈何。
清军将领手下兵士并非全是软蛋,只是因为不少兵士来自平原地区,只习陆战。他们穿靴持矛在平原上打仗是好手,而在广西跋涉崇山峻岭,个个累得脱力,未战已经软成一滩泥。而太平军中,多炸山凿矿的矿徒,擅长使用火药,对枪炮等热兵器得心应手,接战即开火,轰毙不少清军。双方对阵,清军楚豫籍兵士持矛抡刀奋勇冲杀,往往被太平军抬炮一轰,哗拉一死一大片。至于赛尚阿所带的那些京兵京将更不用提,这些人一直住于高堂广厦之中,出入奴仆相随,根本吃不了任何苦。风吹雨淋数日,他们不是拉肚子就是感冒,根本没有战斗力而言。所以,太平军占据永安城后,跟随赛中堂出来的那些本想博个封妻荫子的众官们个个后悔,纷纷想从前线溜回京城。
太平军盘踞永安城,清军各部严重受挫,只能深壕高垒,在城外隔山结营,双方形成了数月的相持。
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酬功,下诏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四王“俱受东王节制”。同时,秦昌纲(原名秦日昌,因为他要避北王韦昌辉的“讳”,改名秦日纲)受封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众将士均加官晋级,上下欢心。
过了一个多月,太平天国自颁“天历”,即冯云山1848年被逮于狱中时瞎琢磨出来的“历法”,规定每年实日为366天,单月31日,双月30日,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但“天历”以干支纪日相比当时农历纪日干支要早一天,所以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比当时阳历礼拜日要早一天。洪秀全等人把金田起义那年定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而颁历的当年就顺推为“壬子二年”。
占领永安后,太平天国大打宣传攻势,刻印了《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太平诏书》、《天条书》、《太平礼制》等多种宣传品,广为散发。同时,太平军开始“破四旧”,儒教、道教、佛教一概在打倒之例,不管什么孔庙、关圣庙、道观,一概砸烂摧毁,原先的场地统统当作兵营来使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加强纪律,他们发布《太平条规》,其中包含有《行营规矩》与《定营规条十要》,明令太平军军士要早晚礼拜、恪守“天条”、男女别营、严禁私藏财物,并着重申明内外官卒见天王及各王要“避道呼万岁、万福、千岁”,从人“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之间”这一条来看,当时洪教主身边也有不少女人陪睡(有妃36人)。
由于客家人有爱卫生的习惯,《行营规矩》中还有“不得出恭在路并民房”的规定,对拉屎也有明确限制。为确保后勤供给,太平军在永安周围严格查田,在打击地主的同时,下令收获的粮食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太平军。这种“土改”政策很有成效,佃农们立刻行动起来,秋收大忙,把财主们的庄稼割个干净,留下“自己”一半后,另一半送给那“英勇的太平军”。如此,太平军粮食充足。
在进行各路“建设”的同时,太平军不忘“肃反”工作,诛杀了内部与清军有联系的周锡锟、周八叔侄。杀人也不是直接杀,杨秀清装神弄鬼,佯装“天父”下凡,自称有“天眼”,辩识二奸,对会众的心理更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自1851年9月至1852年4月,太平军在永安城内封王建制,一呆就是大半年。
赛尚阿又惊又慌,硬着头皮前往“前线”督战,严令乌兰泰与向荣二军发动进攻。由于清军使用长围战术,太平军饷道被断,再窝在永安只能坐以待毙。于是,洪秀全与五王仔细商议后,趁贵县银矿矿工数千人来援的机会,在1852年4月5日,趁夜间大雨之际,突然突围。
太平军杀出永安城,奔向苦苏冲。清军乌兰泰部勇悍,挥军尾追,杀掉两千多太平军,并俘获了洪大全(此人乃湖南人焦亮,三合会成员,本来为洪秀全软禁。赛尚阿谎称此人是与洪秀全地位相当的“一字并肩王”,笔者另开章详细表述此人)。
太平军虽受挫败,并不慌乱,逃跑之间设下伏兵,在龙寮口大洞山把乘锐而进的乌兰泰部打得大败,杀掉清军四个总兵级高级将领(郧阳总兵邵鹤龄、凉州总兵长寿,河北总兵董兴甲、天津总兵长瑞),一千多清军或伤或亡,一片混乱。由此,太平军主力得以突围。
蛟龙入海。从此之后,对清go-vern-ment来讲,太平军从广西地方之乱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大乱。
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向北进发,直扑桂林。杨秀清有勇有谋,派一股太平军穿上在大洞山缴获的清军号衣,化装成向荣部清军,想骗开桂林城。幸亏向荣本人早几个时辰已经在桂林城内,闻讯大惊,立刻下令封门,这才避免了桂林的失陷。
太平军赚城不成,就在文昌门外象鼻山下扎营,准备攻克桂林。由于桂林城坚,清军各路援军赶至,太平军打了一个多月后,难以攻入。于是,他们撤围杀向兴安。
在桂林攻城战中,清朝大将乌兰泰中炮,伤重身死。
赛尚阿依旧躲在阳朔不敢出马。清廷闻之震怒,先把他削官四级,然后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代替他为钦差大臣。很快,清廷以“调度无方、劳师费饷”的罪名把赛尚阿逮回京城治罪,并抄其家。仅仅一年多时间,老赛便从“中堂”沦为“有罪犯官”。
回京之后,清廷会审,论成“大辟”,但咸丰帝念老赛在先朝有功绩,定为“斩监侯”。和现在一样,“死缓”一般就死不了。咸丰三年,太平军的北伐部队攻开封时,赛尚阿被放出来,与僧格林泌一起协防京师。老赛与僧格林泌同为蒙古人,自然互相“照顾”回护,先前的失败罪责,自然咸丰帝不再追问。日后太平天国败亡,同治“中兴”时,赛尚阿之子崇绮得中同治四年乙丑科状元。依理,满蒙贵族一般不会点状元,因为清朝有“汉不选妃、满(蒙)不点元”之说。如此“破天荒”之举,实是慈禧等人受咸丰影响,以此举来安慰赛尚阿这位老臣之心。同治十一年,同治帝16岁大婚,皇后正是崇绮之女,即赛尚阿之孙女。夫妇二人感情不错,但慈禧却不喜欢这个儿媳。同治帝得性病死后,这位皇后吞毒殉夫。赛中堂本人身子骨硬朗,光绪元年才病死。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屈起于广西,从更远的历史因素考虑,还可溯源如下:其一,明末清初之际,南明的永历帝最终在云南被杀,广西仍旧有不少李定国等南明将领的手下士兵散落于乡间山林,也有南明湖广籍旧部避难于其中,被当地人称为“山湖广”。这些人与壮族、瑶族山民杂居,势必把反清复明的思想播植于其间。其二,对历朝历代封建朝廷来讲,广西一直是“穷山恶水”、“烟瘴之地”,属于流放犯人的特别区域之一,军流杂配,遍布全区。这些人犯,本性犯上,又遭流放,自然对清go-vern-ment怨毒满胸,蠢蠢思动,自清初就不断有人造反,经久不息。连著名的“黑旗军”(刘永福为头),原先也是造反的人犯队伍,日后受招安,成为在越南等处抗击法国入侵的有力军事武装。其三,乾隆末年清go-vern-ment为了帮安南(越南)国王打仗,派大军自广西等处进攻,结果损失惨重。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广西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的人财力消耗,清go-vern-ment还把米谷、银饷等开支算在当地人身上,对广西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此外,加上地方官员贪黩,虚报增垦数字,巧取豪夺,致使广西农民不断被开科加赋,民不聊生,种下无数动荡的种子。
狂龙出山。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已经成为“太平天国”。
假设,仅仅是个假设――假设当初紫荆山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捉住冯云山指控他“集结妖匪”得以成立,假设桂平县知县王烈是个清朝一心为公的“好干部”深究此事,怀有“水落石出”的心态去查案,冯云山、洪秀全数人,不死也得脱层皮,最轻也要在广州大狱中关上十几年,“太平天国”只能是洪秀全头脑中的谵妄梦幻了。
当太平军在永安封王建制大施拳脚时,东躲西避的王作新忧心忡忡,作诗曰:
治乱循环古有言,多因执事惮其烦。积薪厝火终为患,蝼蚁穿堤久不论。破贼如期为众一,争功时见久徒繁。连年巨寇于何靖,坐使英雄手击樽。
作为大清王朝的顺民和知识分子,王作新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其一家子侄辈四人均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可称幸的是,王作新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太平天国的覆亡,他本人死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极其可悲的是,虽然成王败寇,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历史之中(无论是耻辱柱还是里程碑),王作新这个人却永久地遭到了世人们的遗忘。光绪年间,清朝go-vern-ment只按照“积劳病故”惯例准许让他的牌位进入桂平县的祠坊,并未特别褒奖他当初 “料事如神”的预见性。“文革”之后,极左思想影响下,各地大揪历史帐,其后人很可能遭受更大的冲击。如果以“悲剧”二字加诸王作新身上,可能再恰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