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当然知道这是假的，但他正好弄假成真，借此作为篡权的依据。汉孺子婴初始元年十二月一日，王莽率领群臣朝拜高祖庙，拜受金匮神禅，回来后谒见太皇太后，说秉受天命，自己应该当皇帝，太皇太后正要驳斥，王莽已管不了许多，即跑出内宫，改换天子服饰，走至未央宫，登上龙廷宝座，文武官员也一律拜贺。王莽写好诏命，正式颁布，定国号为新，改十二月朔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
　　
　　刘婴只是立为太子，并未做皇帝，所以御玺一直由太皇太后保管。王莽派王舜去索取御玺，太皇太后不能不予，便狠狠地往地下一摔，这块自秦朝传下的传国御玺，从此便缺了一角。
　　
　　王莽既得汉朝，便须依照符命所示，尽封十一人官职，其余九人倒还好说，只是王兴、王盛二人，乃是哀章假造出来，取王莽兴盛的吉利之意，到哪里去寻找？好在同姓的很多，同名者亦不少，访得一个城门令史王兴，还有一个卖饼的男子王盛，俱拜为将军。王莽又嫌自己的出身不够堂皇正大，自称为黄帝虞舜的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凡姚、妫、陈、田、王诸姓，皆为同宗。这样，王莽既有了渊源，又有了宗族，可谓是天命攸归的真龙天子了。
　　
　　王莽建立新朝以后，颁布了许多令人莫名其妙而又啼笑皆非的措施。新始建国二年，王莽根据古书《周礼》、《乐语》上的传闻记载，开赊贷，立五均，平物价，抑兼并，发货款。并令凡有田不耕者，城郭中宅不种菜植树者，民浮游无事者，都要交税。采矿、渔猎、畜牧、蚕桑、纺织、补缝、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商贩，纳其利的十分之一上缴。并多次改铸货币，尤其是改动地名、官名，改来改去，令人记载不清，书写不明，以致下诏令时需注明原地名才能看明白。
　　
　　当时天下官吏不得俸禄，为生活所迫均从奸利所出，王莽追查建始二年以来贪污致富的人，没收其财产的五分之四，并命令下级揭发上级、仆人揭发主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能制止住贪污，反而使贪污更甚。新朝天凤六年，王莽又宣布每六年改元一次，自言“当如黄帝升天”，其目的是欺骗百姓，但百姓受欺已久，不再上当。
　　
　　新朝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再次宣布自己是黄帝的后人，造九庙，黄帝庙高十七丈，工费数百万，造庙士卒徒隶多为迁徙而死。
　　
　　由于政治极其腐败，王莽新朝的诸多措施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王莽政权遭到了从官吏豪强到普通百姓的一致反对。从新朝十多年开始，刘氏宗族及各地豪强就不断起兵反抗，后遇天灾，绿林、赤眉两军更是声势浩大。
　　
　　新莽地皇四年，即公元23年，王莽派王邑、王寻率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进攻起义军。刘秀等人有勇有谋，以数千人在昆阳破敌几十万人，使王莽的主力军从此崩溃，奠定了起义军胜利的基础。就在起义军进攻长安的危急时刻，王莽仍相信天命，他居然率群臣至长安南郊，号哭祭天，凡哭得哀痛者都授以官职，官吏及平民因哀哭而封官的有数千人之多。公元23年九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邑等战死，王莽率大臣入渐台，被起义军围攻，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
　　
　　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书生皇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死时六十九岁。
　　
　　古代一位大诗人曾经写了这样几句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的确，王莽处心积虑地想篡夺西汉政权，想过过皇帝瘾，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利用太皇太后王氏对他的信任，一步步地攫取权力，树立威信，利用弄虚作假、矫情作伪的手段收拢人心，这也是事实。但是，作为今人，我们要探索的，不是王莽该不该篡权，汉朝和王莽的新朝究竟谁是正统，也不是去评价王莽的道德品质，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讲并无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探索的重点是，王莽是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纯粹的野心家，身上是否连一点文人学士的影子都没有。
　　
　　公平地讲，王莽身上还是有着浓厚的书生影子的，在托古改制问题上，他一方面确实是在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他对古代有深厚的感情，真诚的向往，否则，他明知仿效古制并无多大收拢人心的作用，为什么还要坚持那样做呢?在相信符命问题上，他确有借此登基做皇帝的目的，但在他内心深处，他还是有些相信的，否则，每到紧急关头，他总是求助于神灵，怎么没有奋起抵抗或是另求他法呢?所以，在王莽的身上，既有虚伪、奸诈、残忍的一面，又有书生善良、真诚、教条、死板的一面，只是作为一个篡位皇帝，他这一面很难被人发现罢了。
　　
　　在一些政策法令和对待起义军的态度方面，更显出了书生本色。他本以为古礼对百姓也会像对他那样有效，所以仿效周代，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但由于他的十足的书生气反弄得天下大乱，自己也成了桀、纣。至于对待农民起义，他就更像一个稚气十足的小学生了。
　　
　　中国的书生就是如此，中国的许多古书也就教人如此。正如开篇所说，书生只能摇旗呐喊，不能亲为开国皇帝，只能为完善道德而做潜移默化的工作，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就是书生的品格，书生的本色，一旦没有了这个本色，丢掉了这一品格，他就不是书生，就变成了官僚或是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