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佾第四章。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鲁人。
　　奢----奢侈。
　　俭----节俭。
　　易----治理。
　　戚----心中悲哀。
　　大意：林放问礼的根本。孔子说：“你问的问题意义重大呀！就礼节仪式说，与其奢侈，宁可节俭；就丧事说，与其在仪式上做得很完备，宁可心中真正悲哀。”
　　


 
　　“礼，与其奢也，宁俭。”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礼，实际上是指的礼节仪式。按照孔子思想，有些礼节仪式搞得很奢侈，还是不如节俭的好。
　　孔子及儒家思想既非常重视礼的作用，但又强调礼节仪式的节俭。这样的理念，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是有益无害的。
　　历史的看，儒家与佛教、道家、教相比，他的庙宇最少。从这一点来看，儒家倒是秉持了孔子节俭的风尚。
　　早期的执政党对于儒家思想采取批判的错误态度，导致了在国民经济即将崩溃的、一贫如洗的恶劣情况下，还大搞什么国庆仪式，并不断叫嚣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真是劳民伤财，奢侈至极！
　　从根本上讲，节俭是最有益于人类的繁衍生息，相反，奢侈是最有害于人类的繁衍生息。所以说，无论何年何月，节俭的态度都是人们所欢迎的，而奢侈的作风都是人们所厌恶的。孔子的思想正是迎合了人类本身所具有的有益于其繁衍生息的节俭的本性。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从孔子的这段话来看，丧礼的词根就出于此。按照孔子的思想，丧礼不可办理的铺张，宁可只是有对于失去亲人的悲痛。
　　很长时间以来，有许多的人将铺张办丧事的责任归咎于孔子思想。从此可以看出，孔子是非常反对铺张办理丧事的。所以说，那些不实之词实际上都是无中生有。
　　我们对于孔子的这一些思想不能够只是从表面上理解，其实他的背后充满着中庸的思想。礼对于社会生活来讲礼是非常的重要，不可没有，但又不要奢侈，而需要节俭。丧事对于社会生活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不可没有，但是不能够铺张，宁可只是有对于失去亲人的悲痛。这一些思想都是充满着无过之，无不及，难道不事吗？
　　林放问的是“礼之本”，而孔子却没有正面回答何谓“礼之本”，所回答的都是一些礼的方面，究竟是为什么呢？不得而知！
　　



 
　　八佾第五章。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夷（yi移）狄（di敌）----夷，我国古代对东方民族的称。狄----对北方民族的称。夷狄，这里泛指当时的其他民族。
　　诸夏----指当时黄河流域华夏族居住的各个诸侯国。
　　亡----古时的“无”字。通用。
　　大意：孔子说：“夷狄有君主，还不如中原诸国没有君主好哩。”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关于夷狄。
　　所谓夷狄就是：
　　夷，古代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
　　狄，居住北方部落的泛称。
　　从此可以看出，所谓夷狄这样的少数民族，都是居住在我国的东北或者北方的地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综合的看，夷狄这样的少数民族生活具有以下的特点：
　　1、居住在高寒地区。
　　2、以游牧为生。
　　3、生活的流动性大。
　　4、同一地点的居住人群人数比较少。
　　由夷狄少数民族生活所具有的特点而产生的问题。
　　居住在高寒地区所产生的问题：
　　所谓高寒地区的特点就是温度低，风雪大，一年之中可户外活动的时间不长。
　　游牧生活所产生的问题：
　　既然是游牧生活，就需要比较大的流动性，不然无法游牧。既然是游牧生活，那大家就不可能总是聚集在一起，这样，人们聚集的就一定比较分散才可以，不然也是无法游牧。
　　夷狄少数民族由于以上的生活特点还产生其它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1、共同文化的形成速度比较慢。
　　2、共同文化的传承比较困难。
　　3、一个大群体的形成比较困难。
　　4、形成一个大群体的头领比较困难。
　　综上所述，所以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所谓君，就是君主。
　　根据夷狄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君主形成是困难的。所谓君主，实质上就是一个群体的头领。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很难形成，当然这个群体的头领形成就困难，这是一个比较浅显的道理。其次，由于居住的相当分散，他们之间的利益链接与共享也不是很密切，基本上都是各家为战。所以说，君主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特别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君主的真正意义在夷狄那里也没有完全的体现出来。
　　孔子之所以说“夷狄之有君”，它的意义就在于：根据人是群居动物的特点，与因夷狄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又形不成大群体的现实。所以说，他们君主的形成是矛盾的。一方面因为人是群居动物而需要头领，也就是君主。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方式又决定不可能形成很大的群体，既然如此头领也就是君主的形成又缺乏实际意义。
　　由于夷狄少数民族的头领，也就是君主是在这样的一种需要与不需要的矛盾状况下产生的，所以说他们的君主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完完全全的君主，而是一个与“诸夏”民族完全不同君主。
　　此外，由于夷狄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所决定，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太多的人际交往。基于此，人际交往中非常重要的礼，也就是秩序与原则等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显得不是很重要，或者说是有一点多余。这就好像某个地方根本就没有机动车辆，那关于机动车的交通规则就是多余的一个样。
　　实际上，夷狄少数民族的君主，也就是头领的产生，实在是一种地不得已而为之。另外，礼，也就是人际间交往所需要的秩序与原则对于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来说，也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关于“诸夏”。
　　所谓夏，就是汉民族的古称。所谓“诸夏”，就是指当时黄河流域华夏族居住的各个诸侯国。
　　我们知道，我国是悠久的农业文明国家，农业文明的国家有其特有的生活方式。其特点为：
　　1、以土地耕种为生。
　　2、有固定的居所。
　　3、人口流动性较差。
　　4、在相对面积之内人口群居的数量较大。
　　由于“诸夏”是农业文明的国家，对此，可产生以下问题：
　　1、人口相对不容易流动，因为有土地与居所的限制。
　　2、人口居住相对容易集中。
　　3、人类群居的特点显著。
　　4、群居的人口对头领，也就是君主的需求强烈。
　　5、人际间交往频繁，对于礼，也就是秩序的需求也同样的强烈。
　　鉴于上，由于“夷狄”与“诸夏”的地理、生活环境等不同，他们的价值取向也随之而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又影响其各自不同文化的形成，不同文化的形成反过来又影响他们的现实生活。“夷狄”与“诸夏”就是在这样状况下繁衍生息的。这也是孔子为什么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原因之一。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孔子是站在“诸夏”之君的立场上来看“夷狄”之君的。由于民族的不同，作为群居人的头领，也就是君主也是不同的。不但如此，而且差别也是非常大的。
　　孔子所说的不如诸下之无君，其实是一个假设。实际的情况是，“诸夏”不可能没有君主。
　　孔子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之语还有以下几层意义。
　　1、按照“诸夏”的标准，夷狄之君主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君主。
　　2、假如“诸夏”一时间没有君主，由于有其所创造的礼，也就是社会秩序的存在，这个“诸夏”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比较好的运转一段时间，譬如机动车由于惯性所产生的运动。
　　从孔子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读出，孔子是对夷狄之文化是采取贬抑态度的，而对于“诸夏”文化是采取褒扬态度的。经过几千年历史的不断证明，“诸夏”文化是发扬光大，而夷狄之文化或消亡、或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同时也可以证明，“诸夏”文明是一种非常的文明，难道不是吗？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孔子在此说到了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我们不妨顺着孔子的思路进一步的谈谈我国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
　　凡是游牧的民族，基本都共同具备以下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1、好杀戮。
　　2、喜抢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游牧民族好杀戮的习性来自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游牧民族的食物主要来自所饲养的牛羊。既然如此，祖祖辈辈的宰杀牛羊便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且是天天、月月、年年如此。这样日积月累的宰杀牛羊的行为，直接导致了他们养成了好杀戮的生活习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游牧民族喜抢劫的习性来自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游牧民族是散居的。他们所放牧的牲畜和临时住所以及少量的生活必备品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而且是非常得利于迁徙，流动性强。此外，他们所抢劫的主要也是以牲畜为主。抢劫牲畜有几个方便条件，一是好转移；二是不易辨认；三是不易被发现。
　　汉民族之所以不具备好杀戮、喜抢劫的习性，主要也是生活方式所举定的。不好杀戮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农耕；不好抢劫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房屋、耕地等生活必需无法转移。
　　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几千年来饱受北方游牧民族的杀戮与抢劫。但是自从西方的物质文明传入我国以后，汉民族有了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样下来，靠马骑来对与汉民族实施杀戮、抢劫的游牧民族，从此以后就永远的成为了历史而一去不复返了，难道不是吗？
　　从世界文明来看，伊斯兰教、基督教文明之中都有游牧民族好杀戮、喜抢劫的习性。原因是：伊斯兰教本身就出自于游牧民族的地区；基督教原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犹太教原出自耶路撒冷，也是游牧地区。对此，还是我国的那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