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这样写陶渊明：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叫做“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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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高的境界是，一个人不仅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他的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不会被贫困的生活所剥夺，他也不会因为富贵而骄奢，他依然是内心快乐富足、彬彬有礼的君子。
　　
　　这是多高的骄傲啊!一个人能够不被富足的生活蛊惑，又能在贫贱中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快乐。
　　
　　这是一种儒家思想传承下来，使我们历史上又出现了很多内心富足的君子。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是其中之一。
　　
　　陶渊明曾经当过八十三天的彭泽令，那是一个很小的官。而一件小事，便让他弃官回家。 有人告诉他，上级派人检查工作，您应当“束带见之”。就如同今天，你要穿正装，系领带，恭敬地去见领导。
　　
　　陶渊明说，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就是说，他不愿意为了保住这点做官的“工资”而向人低三下四。于是把佩印留下，自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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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心情写进了《归去来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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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我的心灵已经成了身体的奴仆，无非是为了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不得不向人低三下四、阿谀奉承，我的心灵受了多大委屈啊! 他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于是就回归到自己的田园。 陶渊明的意义，不在于在诗中构置了一个虚拟的田园，更重要的是，他让每一个人心里都开出了一片乐土。
　　
　　安贫乐道，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
　　
　　但越是竞争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并且调整与他人的关系。
　　
　　请看，于丹教授给我们贫穷的“寒士”和弱势群体描绘了一幅怎样奇妙的解贫脱困的图画呀!那画上传递的全是“调整心态”、“安贫乐道”的符号信息。
　　
　　这时该我们这些大众读者看着于丹教授，“不亚于看着圣贤”了。
　　
　　这位圣贤像易中天教授所形容的那样穿着白衣白裙，圣洁而飘逸，她“用和缓的，因循诱导的，跟人商榷的口气”，向我们说起温暖的真理：“不与世无争，缩回自己的内心，调整好心态，安于贫穷的生活，就过上了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就是《论语》的真谛，是《论语》告诉给每一个人的。”
　　
　　于丹强调思想、信仰，忽略和轻视物质生活，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有个性的心得。早在一百多年以前，这种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头脚倒置的现象，就被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得体无完肤。1877年6月，恩格思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写道：“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找，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们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
　　
　　马克思对此发问了，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恩格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谈到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他写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