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还写道：“你的内心越淡定，越从容，你就越会舍弃那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这显然是将“内治”与“外治”对立起来。殊不知没有“外治”，也就没有内心修养的动因。“内修”与“外治”是一个完整的苹果的两个面儿，丢掉了半个苹果，还能有一个完好的苹果吗?
　　
　　也许于丹教授也觉得有意割裂“内治”与“外治”的言语，暴露出实用主义的功利目的，很容易会被懂《论语》的读书人提出质疑。所以她笔锋一转，又写道：“孔子强调一个人的内心修养，决不是放弃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为了说明如何“为社会服务”，于丹引用《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话，指出士的标准有三，一是“不辱君命”；二是“不辱祖先和父母兄弟”；三是“言必信，行必果”。她认为这三件事就是在“为社会做事”。
　　
　　于丹教授在这儿指的“士”就是知识分子。于丹教授指的“为社会做事的‘士’”，是指的旧的意义上理解的“士”。孔子的思想并不像于丹教授说的那么简单，孔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和复杂。同一本《论语》并不是孔子在同一时期的言论，而是各个时期言论的集合。孔子的思想不是从始至终一直不变的，也是在变化之中的。孔夫子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在于对旧传统文化的突破，对自己旧有观念的突破。这是哲学上的突破，也是超越的突破。这些“突破”当然都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例如孔子虽然因尊重三代相传的礼乐而只是“述而不作”，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礼乐缺少内在生命的僵死的形式深恶痛绝。礼乐是孔子
　　思想中的传统部分，“仁”则是孔子的创新部分。孔子是在《论语·子路》中谈到了“士”的最高标准。但他当时所指的“士”与《说文解字》上写的原始意义上的“士”是相同的，那就是：“士，事也”。这个定义适用于专制制度下具有固定职业的知识分子，但远不是孔子“突破”后的新的“士”所涵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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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丹写道：“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他的职业角色中，只能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对这个职业的提升。”于丹还在这一谈到“士”的标准的章节中写道：“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不缺乏。在一个突变的情形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中所要受到的一种考评。”
　　
　　于丹是以职业角色来给“士”定位的，她不知道她引用的孔子的那三条“士”的标准是孔子“突破”之前的观念。
　　
　　在孔子“哲学的突破”之前，士(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从事着职业。在孔子的“哲学的突破”之后，士已经有了“道”的依托，有了高远的精神凭借，有了自身的人文追求，可以批评政治社会，敢于与王侯将相分庭抗礼。
　　孔子的“突破”是伟大的，“突破”才是儒家的基本性格。正因为孔子喊出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声，儒家才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
　　《论语·泰伯》上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可见“突破”后的“士”的特性已不在其客观的社会职业，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 当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从属社会的经济附属物时，才能获得精神的自由，才能以整个文化秩序为关怀的对象，才能坚定地坚持思想上的信念。“突破”后的“士”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正是“突破”前的“士”被于丹教授当成论述的对象，于丹教授因此也因错合拍，与她前几章的心得合拍，与她这本书的主题合拍。或者说于丹教授的论点需要“突破”前的“士”的概念的支撑。于丹教授的理想之道原本没有多么高远的要求，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理想之道是什么?就是给我们一个淡定的起点，给我们一点储备心灵快乐的资源。”多么容易满足的于丹教授啊!
　　
　　于丹教授在这一章的结尾处，非常煽情地对大众读者说：“让我们从自知之明去建立心灵的智慧，让我们走进《论语》，也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跨越这千古的沧桑，在今天看一看他那淡定的容颜，想一想他让我们去到自然中的鼓励，在我们每一天忙碌的间歇里面，给自己一点点心灵的仪式。而不至于像那个人格分裂的演员一样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后工业文明的社会里，《论语》传递出的这样一种温柔的思想力量，淡定的、清明的理念，它鼓励了我们对内心的关照，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理想是有根的。在这短短的一段话中，于丹教授三次提到“心”，又是“心灵的仪式”，又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又是“内心的关照”。于丹教授乐此不疲地对“心”情有独钟，津津乐道地呼唤着心灵的休养。可见她所追求的“理想之道”原来就是“心灵休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