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到59页了,于丹教授写道:“但孔子认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能不走正路,一心想走捷径,一心想贪小便宜。孔夫子认为,走正路还是走捷径,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就是‘宜’,也就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而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驱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孔子讲的这句话已经成为格言在民间流传,意思很简单,说的就是“君子知道的是义,小人知道的是“利”。“义”在这儿应当一种德行来讲,是作人应有的一种德行。于教授是当“宜”来解,从字面上看虽是可以的,但“宜”的具体形象是模糊不清的,远不如“德行”清晰。“宜”并不能涵容公平正道,要求别人公平待我,我也要公平待人等道德内容。因此用“宜”并不准确。于教授用“宜”,是为了说:“走的是一条适宜的正路。”以衬托出“小人则一心看重私利,在一己私利驱使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论语》上多次提到“义”,孔子并没有给“义”下过定义。到了唐代,韩愈在《原道》中给义下了定义,他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于教授用“宜”解“义”,显然是从韩愈这儿来的。韩愈的定义很难说能得到孔子的认同。我认为“义”是指的一种德行,是因为“义”的繁体字是“義”,是由羊和我两个字合成的。在孔子的时代合成“義”字的“羊”是一种装饰品,就像如今也有人把羊头挂在家里的墙上一样。在古代那“羊”是放在人的头上的,就是一种面具,面具放在“我”之上,成为假我。别人若能透过面具看清真我,那目光就是公正的,公正就是一种德行。《论语》中多次提到“义”的地方,只有当“德行”讲才能讲通,当“适宜”讲就不通了。
例如《论语·宪问》中写道: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例如《论语·季氏》中写道: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还例如《论语·子张》中写道: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以上我举的三例中的“义”都是当“一种德行”讲的,不能当“宜”讲。于丹大约真的要引导广大读者跟上她“走一条适宜的正路”,所以硬是将“义”解成“宜”,不是为读者想,仍是为主题服务,为思想服务,于教授可不是缺乏思想的索隐派,于教授也不会没道理地强词夺理。于教授“从二十一岁读先秦文学硕士开始,几乎泡在中华版的书堆里长大”,怎么会是没思想没道理的凡妇俗女呢?我们很快就要谈到她的思想和道理,只不过要在给她挑了曲解《论语》之错之后,请读者拭目以待吧!
对了,别忘了于教授还特别喜欢适宜的温度!就连她这本书的后记的题目都是《〈论语〉的温度》,多么温暖的题目啊!是“适宜的温度”令于教授将“义”解释成“宜”。啊!多么美妙的适宜的温度啊!“可以让千古人群温暖地浸润其中,在每一个生命个体中,以不同的感悟延展了殊途同归的价值。”(此段话选自于教授的《〈论语〉的温度》,只有于教授才能在这样枯燥的后记中流露出充满诗意的语言,她也该感谢那适宜的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