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当今中国的版图上，南京和北京都不是地理的中心。
　　　　
　　北京以南是华北平原，这里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核心区域，北京的北面是高山，越过高山就是戈壁、沙漠和草原，那里一直不是汉人固有的耕耘范围。北京是汉民族农耕文化与关外的游牧文化交汇的交点。金、元、清定都北京的初衷也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向往汉地的富饶，但又不能放弃祖宗的家园。于是，建设北京是再好不过的选择。在北京可以便利地北领本部，有效南扩经营中原。明迁都北京一方面因为北方是朱棣反对建文帝的大本营，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彻底地扫荡残元的势力。但作为汉人的朝廷，定都北京并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北京一远离经济中心，二易受攻击。于是就有了土木堡之变，大明三百年历史中的最大羞辱。但同时还有了大运河，虽劳民伤财却是一大宗宝贵的历史遗产。尽管定都北京对北方中国却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比如为了维护皇宫在北的安全与繁荣，燕赵齐鲁才得以没有彻底萧条。然而无疑，作为汉人的朝廷，朱明定都北京显然是不妥的，它对后世华夏民族性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因为北迁，因为远离大海，中华民族刚刚开始的因为郑和达到顶点的海洋文明因为政治中心的北迁和由此加深的对本民族南方航海文化的戒备，中国的航海事业在中兴时马上衰落。中国错过了转型为蓝色文明的绝佳时机，依然保持的只是黄色文明。
　　　　
　　南京以北是长江，长江以北是官话方言区，是统一的中华民族的主体部分，也是蕴育炎黄部落的摇篮。南京以东以南是跟官话似乎是两个语言的形形色色的方言区。在这些方言区里几乎所有的家族都将其郡望遥定在北方一处更悠久的地方。他们在语言上仍然保持原始的痕迹，但其无论在血缘上和感情上都与北部中国交融了。在文化上特别是江浙他们比华夏文明的起源地更华夏，也更昌盛。他们成为传承华夏文明的新主流。于是在南京以北是凝重的华夏，以东以南是活跃的华夏。南京是这两部分汉文明天然的交汇点。吴越与楚汉比起来，前者是阴柔的。从吐字的韵律上就可以看出，饱受海风吹拂的吴越与开放和创新有天然的亲和力。近代的历史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于是，北方传统的介入，南方新潮的涌现，在这个深藏霸气的城市里胶合。使南京无法不成为汉民族的中心。南京是汉人反击非汉民族统治的中心和理想的寄托地。朱元璋反抗蒙元，洪秀全造反满清，孙中山建立民国，南京都是他们的首选之地。从情感和便利上讲，秦岭淮河以南的人更易接受南京的领导。而在中古以来，秦岭淮河以南在中国文化史和经济史上都已经在中国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而南京为什么当不成或做不久首都，只是源于南方人在武力上的逊色。
　　　　
　　明迁都北京恰恰证明了朱棣的拳头比方孝儒的头脑更有话语霸权，也证明了北人比南人更擅长武力。这是南京的悲哀，也是北京得以自豪的底气和自信的资本。虽然经济是根本，但在某一时刻，暴力更实用。当朱棣的马鞭指向北方时，南方再学富五车的员外，再腰缠万贯的豪商也必须背井离乡去往陌生的北京。权力永远是各个时代的核心。“苏湖熟，天下足”，苏杭天堂的美誉本是附近的南京定都的天然理由。可在“强权即是公理”的年代，南京把握不了也是必然的。因此，一条大运河支撑起淮扬的繁荣只是表象，其背后恰是北京的深谋远虑。在这一点上，北京永远比南京高明。
　　　　
　　的确，理由归理由，一旦争执起来，北京总是胜者。于是，北京更加的自信。南京更自卑。即使南京再有诱人的遗产，自信的城市总是比自卑的城市更有魅力。
　　　　
　　　　
　　或许南京空有是只是霸气，虎踞龙盘，有高山有深水有大江有大湖的南京给人一种龙腾虎跃的王者之气的同时，生活在其中原本不便，城里的地形此起彼伏，城东有横垣一座可将全城收入视阈的紫金山，这对一个城市的建设和防卫来说确实是硬伤。虽然没有漫天昏暗的沙尘暴，但连绵的霪雨菲菲足以让一个王朝为之郁闷。梅雨与沙尘暴不同。沙尘暴是人与自然斗争的结果，而且沙尘暴可以促发人的反省，激发人的斗志。而梅雨不同，它来自于大自然的造化，在它面前，无能为力的人只有听天由命的份。所以沙尘暴给北京带来不便的同时也强化了北京本不缺的斗志和尚武。而沙沙的春雨和连绵的梅雨对南京的作用则与北京则恰恰相反。北京虽然在燕山脚下，但北京城里却没有山，甚至连个象样的山都没有。景山和北海、颐和园里虽有号称“山”的土丘，但那不过是人造的而已，没有高度也不会绵延。北京地处华北平原的北缘，北京的城区如同大华北一样是一马平川的平地，视野开阔，几乎没有什么斜坡。因此，北京的路可以笔直平坦，北京的城市可以棋盘般的伸展。北京的城墙是它近处的最高点。燕山太远，香山也不近，架上冷兵器时代最厉害的大炮也打不到京城。南京与此比较起来则逊色多了。南京的城墙三面环山，城墙本身虽然相对高大，但与周边的紫金山幕府山和雨花台比起来却威严顿失。大气、豪迈离地处江南丘陵地带的南京似乎很远很远。
　　于是，最终首都一次一次选择了朴实无华的北平而不是华而不实的江宁，就毫无悬念而言了。说实话，顺天府的名头的确要比应天府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