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战国时期的中华大地上，也有一个“以色列”，那就是赵国东边的中山国，河北平原上。
　　
　　中山国的文明并不落后，它是一支有志气的狄人——白狄，在春秋时代从陕北老家举着白旗（所以号称白狄），一路游牧过来的。他们越过太行山，入居河北平原，在石家庄、保定一代，圈了一块地，建国，是为中山。然后，就忘了本，“汉化”得很厉害。他们大量使用铁质农具，农牧兼行，还善于酿酒，《搜神记》里说中山国的酒好，喝了就死，埋地里三年，挖出来一看，人还在呼呼大睡，这酒号称“千日醉”。
　　
　　中山人喝完了酒以后，热血狂躁，就向东北去打燕国人，侵占燕地“数百里，列城数十”；向南则殴打老赵，即赵武灵王耿耿于怀的“中山负齐之强兵（中山的背后还有大齐在撑腰），侵暴吾地，系累吾民（抓了我们的小老百姓），引水围鄗（夺了我们的鄗邑，河北高邑）”。中山兵锋南距赵国邯郸仅一百公里，“如果不是祖宗保佑，社稷几于不守”。中山国像一匹猛烈的山猫，咄咄逼人，令赵人忧惧。
　　
　　中山的地理位置更让赵人难受，它“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腰”。所谓“控太行之险”就是太行山呈南北走向，像一个隆起的屋脊，把山西、河北两省左右分开。赵国要从山西进入河北，必须跃过太行山，怎么跃呢？太行山麓只有一些东西走向的谷道可以穿越，而中山国正控制了谷道口险要处。所谓“绝河北之腰”，中山割断了赵国在河北北端的代郡与南端的邯郸，上下分离，把代郡这个重要军事基地，阻断在北，不与南部邯郸相接，自然让赵国不爽。赵国必须打通邯郸与代郡间的大道。
　　
　　胡服骑射后第三年，公元前305年，赵军分两路大举进攻中山。南路军由赵武灵王总领，十六岁的大儿子公子章随军实习为副，从邯郸一路北上。北路军以新训练的骑兵和战车为主，牛翦、赵希为统帅，从北部代郡南下。两路军形成南北夹击中山之势。
　　中山人不敢怠慢，前去迎敌。中山人都驾驶着华丽考究的战车，看见敌人们却穿着古怪的裤子，脑袋上插着野鸡尾巴（好像远道跑来演杂耍的），心说这帮人比我们狄人还狄人呐！
　　
　　 两军对垒，旗鼓相当，该怎么打呢？常规的打法是：利用马拉战车的巨大冲击力，组成密集车队，对敌人军阵发动迅猛攻击，使敌军前沿波动，然后用步兵跟进，对陷于混乱状态的敌阵进行冲杀，直至其溃败。但是，这种打法越来越不奏效了。战国时期广泛使用的弩，往往压制了战车的冲击。
　　　　
　　 当敌人战车蜂拥而至，我方以两、三排弩手站立阵前迎击，他们轮番上弦，擎弩，以单腿跪姿瞄准，扣扳机。每只弩箭射程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150米（跟手枪差不多）。而且第一排射击的时候，后两排可以拉弦搭箭，前后轮番射击。如此密集的弩箭，而且只只疾劲有力，对战车构成极大威胁。战车被箭雨攒射，一旦有一匹马倒下，整个车体就跑偏，甚至倾覆，后边的车更乱套了。本来想冲乱对方，结果自己却先乱了，战车像一堆垃圾，全在弩箭的劝说下，卸载在敌阵前的空地了——当然这是极端情形。但是，锋利疾劲、密集的弩箭，必然使战车的破袭力大打折扣，却是真的。
　　　　
　　 弩，黯淡了战车的前途，却仍然留了机会给骑兵。骑兵可以利用速度优势，快速出击，在敌人组织起足够的弓弩手抵御力量前，冲溃敌阵。这就是孙膑所说的“掩其不备，击其未整旅。”骑兵的另一个致胜之道是，冲击方向灵活。发挥骑兵善于快速迂回的特长，兜到敌阵后方进行突击，就是孙膑所说的“迎敌击后，使敌奔走”。如果敌人还不奔走，那么，从敌阵侧翼弩手配置虚弱的位置寻找机会，“乘虚捣敌”，也可以。这些机动打法，都是战车作不来的。
　　
　　
　　即使必须从正面突击，战马的冲击速度也比战车快，它进入敌人射程以后，穿越这一射程（假定弩箭150米）的时间，是战车的一半甚至更少，从而减少了伤亡损失，有余绪力量继续冲陷敌阵（将敌阵冲乱，从而为后面的步兵打开缺口）。换句话讲，由于骑兵速度快，在单位时间内涌入敌人弩箭射程内的骑兵数量多（比战车多），使得弓弩手穷于应付，手忙脚乱，不遑阻截——我们知道，“蹶张弩”必须用两脚蹬住弓体，弯腰，双手握弦，借助腰膝力量像提举杠铃那样，把弓弦提至胸前，才能把箭搭在弩臂上，然后走至前排单腿跪下瞄准，发射，整个过程耗时费力。一旦骑兵蜂拥而至，破阵必矣。骑兵的速度优势，可以克服弩的疾劲力道。
　　
　　 不管怎么样，公元前305年，中山人与赵军的激战的过程与细节，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推知，中山人遭遇了向所未有的奇异攻击。
　　
　　 急骤的蹄声，蔽日的尘雾，萧萧的马嘶。在平旷的原野上，赵国骑兵像一团乌黑的云，移动过来，云团中抛出了阵阵箭雨。大地在马蹄敲击下颤抖、倾斜，两旁景物飞快地向马蹄后泻去。这样的阵势把中山弓弩手惊得目瞪口呆，赶紧端起弩机仓惶发射，但是并不能阻滞死神黑色的翅膀。骑兵们玩了命地迎着箭雨扑来——特别赵军有一些是三胡骑士，与豺狼虎豹为邻的生活塑造了他们的勇敢无畏——以一部分牺牲为代价，使大队骑兵迅速推进。骑兵迅驰的机动性和猛烈的冲击力量，出乎中山人的所料。当他们还在脚蹬手拉、上弦射击，忙的不可开交时，奔腾纵跃的战马，转瞬已到近前。
　　
　　 马蹄践踏着弓弩手，赵人踏入阵来，后面的赵国战车也接踵杀至，把中山兵冲的七零八乱。赵人纵马挥剑，白刃拼杀，一路直插中央。有的则坐在马上，凭高视下，瞄准中山将官射击。并且，这些骑兵是在移动中，快速地改换着射角，兜着圈子连续射。那敌将抱头乱躲，好像绯闻被曝光的艳星，招架着来自各个方向记者们咔嚓咔嚓的闪光灯。要么中箭，要么顾命不暇，对自己统领的小队没空指挥。阵内各小队你推我挤，无从配合，听凭赵国后续大队步兵行列的掩杀。赵国骑兵成功地实现了突破敌阵前沿弩手以及乱其阵列的作用（所谓“乱大众”）。
　　　
　　 “追击逃跑的敌人不要超过一百步距离”，这是大周朝从前“为战以礼”时的规定（战车确实也追不远），现在是根本没人听了。久经沙场的战马，对溃逃的中山兵像苜蓿草一样恋恋不舍，瞬息之间追至，由后而前，一矛搠死。
　　　
　　 但是中山人也不是白被叫做“以色列”的，他们血统生猛（白狄）而又掌握高科技。其中“吾丘鸩”就是个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大力士，这家伙“衣铁甲，操铁杖”（这两样是战场上少见的），挥舞着他沉重的铁杖，“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把赵国士兵打得直翻白眼儿。吾丘鸩斗到畅快的时候，干脆“以车投车，以人投人”——星宿老怪的打法啊！
　　
　　 “吾丘鸩”的铁杖给赵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甚至专门把他纪录在史书里。当时赵军都是青铜武器，而吾丘鸩是铁制甲衣，明显高出一格，铁的甲页上面还装饰着闪烁发亮的金银泡，至今闪烁在我们的字里行间，也足见得中山国冶铁文明的发达。
　　
　　 从中山国到邯郸，河北省南部这一带铁矿丰富，出土了大量铁铲、铁斧、铁锛、铁攫等农具，说明铁器广泛进入了战国人民生活。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就是在邯郸冶铁爆发的。不过，铁兵器却绝少出土。在秦兵马俑发现的4万件兵器里，铁兵器只有四件。这是因为生铁虽然坚硬，但性脆，做农具合适，做武器却不好，做成铁剑，被敌人使劲一砸就碎，拿着它上战场，跟拿着砂锅去差不多。
　　
　　 生铁不好，那么熟铁呢，熟铁的韧性倒是好了，但太软，拿它上沙场上打仗，不如抡一把扫帚。
　　
　　 所以必须把铁变成钢。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把生铁的含碳量降下去，采取“炒钢法”(但汉朝人才会这个，战国人还不会)；另一个办法是把熟铁的含碳量加上去，办法是煅打(可以理解成敲打)，一边敲打一边回炉加热，把炉子里的炭粉敲进去，提高碳度，称做“渗碳法”——同样也是可惜，这个技术到了战国后期才成熟。
　　
　　所以，青铜武器的鸣响仍然是战国大地上最动听的打击乐。
　　正是因为铁不能成钢，所以我们看到中山国个别使用的铁杖、铁锤、铁铠甲，也都是钝器，不是利器。利器而见诸史料的实在凤毛麟角：楚国的宛城（河南南阳）是冶铁名都，它做成了铁矛，刺人“惨如蜂蜇”；韩国是战国时代的武器制造专业国，有铁剑、铁戟，大约也不错。但是，这都是零星特例，未见推广，也未见带来多大好处：楚国自怀王以来还是堕落了，韩国则一直堕落着。看来，“唯武器论”是不行的。中山人的铁棒子，也没有挽救它的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