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商纣王脸上涂鸦的运动开始了。
　　
　　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商纣王的六条罪状，以解释自己伐纣的合理性：
　　
　　第一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二是；登用小人
　　 第三是；听信妇言
　　 第四是；信有命在天
　　 第五是；不留心祭祀
　　 第六是；酗酒。
　　
　　这些罪条其实都不严重，有的甚至用现代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一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第二条的“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那种道德观念上的小人，而是相对于贵族（贵戚旧臣）的出身低微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一直到孔子时代，“君子”“小人”都是按血统贵贱来区分的，《论语》里的君子、小人，就分别指贵族和庶人。
　　
　　所以，纣王“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是说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血统论，用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但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他的敌人都不原谅他。
　　
　　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武丁迫于同样的习俗压力，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他借用了神托梦的名义，否则当时的亲贵集团一定会群起反对。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了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破坏商王朝的国运。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这可能是新的用人制度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亲贵家族）的利益，以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以至有人为此而死。这也可见出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点点人事改
　　革都阻力重重。纣王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
　　息，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商王室贵胄，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事奉仇敌。（微子启被周人封到宋国，箕子封到朝鲜）。
　　
　　至于第三条罪状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在政坛上活跃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这是当时的历史客观特征，反映了当时虽然是父系主导，但还有一些母系社会的残余历史惯性。不说别人，连姜子牙也是要听老婆话的。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不理解他的用人之纲，甚至分裂而去，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人心惶恐，个怀叵测，那纣王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毕竟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信赖的人，并且一直到最后共同自杀。
　　
　　而且，女人发言参谋国政肯定就是坏事吗？女人智商、能力和意图肯定不如男人好吗？
　　
　　而所谓第四第五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也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六条“酗酒”算是有点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是一贯的全国性的历史性的风气，不单从纣王时代才开始。从出土物上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皿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甚至还挖出来了好几坛子当时的酒，但饮酒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跟社会财富的积累程度有关，也跟朝代日久，贫富分化严重有关。这都是历史和社会机制的问题，不能只归咎于纣王一人了。
　　
　　须知，一个帝国年头久了，积累的财富丰厚了，人们闲逸而走上饮酒的路子，是必然的事情，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也好比现在美国富裕了，路也修好了，房子也建够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人就开始吸毒了。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头。那么，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也是克灵顿带的头吗。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各层人士都有责。纣王想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移风易俗也好，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轻易改变的了得。当时下层老百姓、中层乃至高层亲贵的人都拼命要吸，皇帝能拗动什么。喝酒、吸毒、吸鸦片，这类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梳理社会机理和各种矛盾出发，甚至它是不可解决的，因为它涉及人的本性弱点，这对于忙于应付东西方国交相侵扰、帝国命悬一发的末帝纣王来说，固然更是无暇去顾的。
　　
　　我们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在事到临头时一般有四种选择：自杀、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气选择第一种的，好歹也应该算是英雄，而且为数极少。纣王自焚鹿台，与明朝末帝崇祯自挂煤山，颇为类似。光这一点也值得钦佩他俩，并且看出了他们的无奈。不过，崇祯的命要好一些，没有像纣王那样被战胜者拼命埋汰。
　　
　　崇祯没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为大清兵势力雄大，拳头很硬，可以替代嘴巴来说话，所以不需要埋汰他。而周武王的万把人，拳头没那么硬，需要用嘴巴来帮助拳头，拼命辩解伐商的原因，给自己找舆论支持，所以给纣王泼脏水势在必行。但周人泼的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还不涉及纣王人身，没有暴虐荒淫之类的指责。总之，周人还没有把纣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
　　
　　真正把纣王脸涂黑，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战国时代那些“百家争鸣”的学者们。这些人说话，喜欢走极端，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他们造出来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从而使自己的学说变得生动丰满、振振有辞，以便游说诸侯接受自己的学说，同时也便于同别人争鸣，攻击异己学派，吸引更多信徒。“争鸣”争得狠了，甚至不惜伪造古史作为自己的论据材料。于是，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他们包装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他们的失败地方（比如尧舜的失位）也被美化成所谓的“禅让”。而夏桀、商纣王、盗跖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因为是失败者，就成了极坏极坏的坏人，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了钩。也是，他们是亡国之君，前者是开国大帝，不挤兑他们挤兑谁呢？
　　
　　人们总是对亡国之君严厉，对开国之君百般谄媚。
　　
　　我们可以看到脏水是怎么随着历史年代的推延而一点点泼到纣王脸上去的。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再往后一点，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开始变得令人发指。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好奇，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除了剖我们这位可怜的“苦人儿”比干，还解剖了比干的媳妇，想看看她的胎儿形态——我看是你这医生想看吧！医生想看活体解剖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己想看自己不说，说别人就不乖了！自己放屁却瞅别人！
　　
　　学者子贡早就意识到了纣王的悲哀，他本人也有点看不过去，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意思是，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千万别把自己混的太差，否则后世的人想举出恶事来说理，就一定会涂抹你来充数的！
　　
　　孔子也替纣王诉冤说：“纣王之暴不若此之甚也！”说纣王没有像大家传说的那么残暴。注意，孔子和子贡，都是生活在周人统治的时代，不敢提不同意见，以免有“反革命”的嫌疑，他们能表达到这个地步，已经证明内心的实际看法，比这还要强烈了！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先生，首次描绘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写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罗嗦了这么半天，最终目的却不外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就是防微杜渐，从而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否则就成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恶君啦！纣王就是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酒池肉林，以至于亡国了！
　　
　　韩非子确实把防止“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个道理讲的非常生动，是可以打一百分的作文了。而韩非子作文生动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有纣王这么个“意象”可以供他任意打扮起来当道具用。遗憾的是，韩非子讲的这个故事，其它史书上都没有类似记载。而且，这种牵强附会，把纣的亡国简单归结于为纣设想出的“奢侈”，而忽视了商朝的累代积弱与外族的迅速强大，是肤浅的、片面的。不惜编排纣王来为自己的理论增色，是不负责任的。
　　
　　
　　时光到了西汉，司马迁也是个大手笔，继续给历史加鸡精，他在韩非子首创的“酒池肉林”基础上，又加了“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一句，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其实，纣王让男女在沙丘苑囿里裸奔，这是古代“欢乐谷”的遗俗，为了解决社会上未婚男女的性问题，一直到后来的大周朝，也一样组织男女在桑林里“奔”呢。汉朝人少见多怪，把这个视为淫荡。
　　
　　不管怎样，纣王的形象越到后代越被糟蹋的厉害，体现了人们想象力的进化。时间到了西汉，史学家刘向先生也不甘寂寞，他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显得更为奢侈。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佳宾席上旁观，一有罪犯掉到火炭里，她就鼓掌而笑。
　　
　　到了接下来的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汉书》作者班固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这个罪状同时又塞给了夏桀一同分享，呵呵，夏桀也被说是有“酒池肉林”和牛饮者三千人，更像是编的了）。
　　
　　时光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时又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并且觉得炮烙还不过瘾，皇甫医生又设计了一个热熨斗，让纣王的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不愧是医生啊，估计还是外科的。
　　
　　总之，纣王的脸上就是这么一点点脏起来的，前后用了一千多年时间。后人之所以这么埋汰他，也说明是被当时的皇帝压迫的不行，只好借涂抹纣王来告诫人君，起到劝善惩戒作用。倘如此，纣王牺牲了我一个，也算是幸福了后来人，可以含笑九泉了。